春秋之齐国风云

管仲回答说：“过去周昭王和周穆王想要治理国家，就派人把国中所有年岁高的人一起叫来，由他们选出一批道德高尚、品行端正的百姓，让这些百姓根据民众的需求和日常习惯，制定民众的行为准则，对民众进行有效的约束和管理。

到了年底，朝廷还会进行考核，做得好的人将得到奖励，还有机会被推举为榜样供大家学习，而做的不好的将会受到惩罚。这些都非常有效果啊。”

周昭王和周穆王，当然是治国有方的，而且，管仲还是周穆王的直系后代。管仲先将这两位大王搬出来，然后，将他们是如何做的讲给齐桓公听。说到底便是因地制宜，健全制度体系，以民治民，然后在全国推行，这样，风气便好转了。

齐桓公听着有道理，但将信将疑，又问：“这样子便行了么？”

管仲笑了：“不够呢，这是强加给人民的一个制度，也是基础性的。关键是要让人民自觉自愿地自我约束，这便需要建立一套道德底线和行为准则。”

这是什么？核心价值观啊！管仲在这里便将他认为的核心价值观搬了出来，这便是礼义廉耻！

管仲说：“要让人民学会明辨是非、坚定信念。这便是要懂得礼、义、廉、耻，这是国家赖以生存的四大根基。

礼，是让百姓的行为不会超出道德规范；义，是让百姓的思想不会逾越道德标准；廉，是让百姓不会掩饰自己的过错；耻，是让百姓懂得羞耻，不与不正派的人在一起。”

这就是管仲将“礼义廉耻”作为治国根基的典故。后来历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一但掌握政权而面对治国安民之要务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治民的首倡“礼、义、廉、耻”。

历朝历代所确立的主流价值观，都是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和深化而来的。“礼”，指的是尊敬适当的态度和行为，“义”是指公正无私的道理或举措，“廉”是指不贪不污及纯正高洁，“耻”是指为不当的言行举止有羞愧之心。

也许我们从管仲讲的文言文直译成白话文时，仅是按字面上的理解，翻译成这么简单的几句话。但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法家的代表人士的管仲，强调制度建设，这是法的要求，同时又强调了礼义廉耻，这是德的要求，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甚至更加突出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性，因为他将礼义廉耻作为国之四维，比法更重要。

我们现在对礼义廉耻的理解，则内涵更深。好吧，我们就谈谈礼义廉耻吧。

礼，是一种社会观、人际观和行为规范。明礼，是我们公民的道德规范之一。礼，在我国传统中是一种内容浩大的文化系统，它包括礼貌、礼节、礼仪。简明言之，它是一种“秩序观”，即包括社会秩序也包括人际秩序。所以，现在所谓的明礼，就是讲社会秩序。

义，有“善”、“正”的意思，是一种高尚的人生价值观。做人要正直，要善良，“不欺”、“不侮”、“不凌弱”、“不骄”，以及从侠义肝胆、义薄云天，到的义举、义卖乃至于见义勇为的倡扬，一切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伦理规范都是义的范畴。

廉，属于无私之品格。与贪相对，有廉洁、廉直等说法，多指官员的执政品德，即官德。传统道德的廉，要求的是作为正直人应具有的一种无私的公德气度。凡是有德行的人，都把廉奉为美德操守。修养廉德，要靠个人的修养节俭的品性作基础，起码要做到“不苟取”。节俭，能养成良好的品格；“不苟取”是不贪的道德。如果官员没有一种高度的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没有一种俭约道德观念，做不到“不苟取”，那么，在有权利名誉、有利可图的情景面前，就必然会逐利而舍义，直至违法乱纪。

耻，一种自知与自尊的德性。包括两个含义，一为羞，二为辱，是人们反躬自省的要求。羞，是一个人的自知心理。人都应该有一种羞耻之心的，羞耻是一种对人格的反省。有了羞耻之心，人才能够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辱，是对人格或者自尊的刺激。辱的度，即是格。也就是人格、国格。一个有自尊、有人格、有道德的人往往是可亲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杀而不可辱的。一个有自尊、有人格、有道德的民族更是“知耻”而不可辱的。要具备“耻”的自知自明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它需要真正的勇气。

管仲提出的礼义廉耻，后来担任相国后便在齐桓公的全力支持下在齐国推行，逐渐推动了齐国民风的好转。

据史料记载，管仲针对齐人崇尚厚葬浪费大量资源提出了具体解决办法。当时齐人流行死后风光，要穿最好的，睡最好的，于是对寿衣与棺材非常考究，导致齐国大量的布匹和木材的损耗。

管仲认为，“但凡人们要做什么事，不是为了名声就是为了利益。”他建议齐桓公狠刹厚葬之风，发现高档棺材，就把那人的尸体示众，并且把那些发丧的人治罪。没过多久，厚葬的风气停止了。

齐桓公对管仲关于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主张非常赞同，再加上鲍叔牙的强力推荐，齐桓公不再犹豫了，他斋戒三日，并专程前往太庙祭告祖宗，正式任命管仲为相国，且尊称为“仲父”，言听计从，专任不疑，常嘱左右：“国家大政，先禀仲父；有所裁决，任凭仲父。”而让鲍叔牙担任管仲的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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