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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中落叶

(十六)

新结交的朋友

他和市一中的那些同学的交往其实是比较有限的。当时和后来交往最多,也是交情最深的,是与他同住过那个“厕所”的一个同学。这个同学来自另一个乡镇学校,与他同岁。由于这个同学当时已是第三次参加高考了,所以整体上在哪一年表现的是很性格压抑。这位同学后来自己也说过,那是其一生中性格最扭曲的一年。数年后他在其大学见到这个同学时,以及在以后的所有交往中,这个同学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意气风发,性格开朗,风趣幽默,和当年在一起复读时的那种憋屈、压抑的样子似乎是彻底换了一个人。这个同学的另一最大特点,是会真心夸赞自己的朋友,尤其是在背后。他的很多事情,都是通过这个同学而传奇性地传到其他同学和朋友那里去的。而别的很多同学和朋友的故事,他也是通过这个同学知道的。

这个同学的家也是在农村。但是其父亲是在乡镇供销社之类的机构工作的,因此家境不错。这个同学有个哥哥本来很聪明,但后来得了精神病,时好时坏。这个同学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尽管没有考上大学,但后来分别在隔壁城市和大上海做生意,一个比一个成功。反而是这两个没有上过大学的弟弟们,在经济方面给他们上过大学的哥哥,提供了诸多的帮助。

他们那个班的那些复读生都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例外。这个同学来到这个学校,也是卯足了劲要冲进大学的,所以学习非常刻苦。因此这个同学经常在靠刻苦学习可以有好成绩的历史和地理课,尤其是历史课上,考第一,很受班主任老师的喜欢。这个同学对于他语文水平是很钦佩的,也发自内心地受他人格的吸引,与他相处的很好。

他们两人由于家境比较类似,在一起相处的时间非常多,包括一起吃饭、上课、放学、回宿舍。相处久了,互相就不当外人了。因此互相之间也就没有任何收敛和礼节了。他那几年发展出了随口用当地非常不好的骂人口头禅,即时表达各种不满等负面情绪的习惯,尤其在熟人面前。比如说“现你大大世”(丢你爸爸的脸的意思),以及其它更难听、他后来已说不出口、也不再记得的话。在与这个同学朝夕相处的那段时间,他把那些口头禅用到了极致,几乎是张嘴就来。而这个同学在很多时候,对那种骂法是有反感和忌讳的,但是又不能因此与他闹翻。所以两个人会因为他用口头禅骂人,闹出很多次的不愉快,但是基本没有弄到要断交的程度。后来回想起来,他心中对自己过去的坏习惯很感愧疚。

他那个前一年考上本市大专师范的同学好友来看他时,这位同学也参加了他们一起的聚会。那年高考过后,他们应该还互相到对方的家里玩过。但是他只记得对方到自己家来玩的事情,不记得到对方家的事了。这倒是与他记忆中与初中同学的交往是相反的。

这个同学后来考的总分很高,上了京城前几名的大学。当时这个同学与市一中学校的联系较多,也经常到市里去。大家成绩下来时,好像还是这个同学与另一个复读生男同学乘公交,花了好长时间,跑到他家来通知他的成绩的。

当年关系好的人分别时,都会互留通信地址,互相写信往来。他们各自分头去上大学后,是有过一些通信的。后来他考北京的研究生,复试时好像到这个同学的宿舍去玩、住过。这个同学的学校,离他考研究生的学校不远。那次是他第一次吃惊地见到,与他记忆中的印象完全不同的一个老朋友。这位同学当时好像还当了班级的团支部书记。在其班里,被一个岁数小一两岁的女同学追求。也许与被倒追有关系,到后来也没有什么结果。不仅当时没成了,后来双方保持联系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发展。大家分别各自成家后,仍有时断时续的联系,但始终没有把关系推到另一层次–也许那也是他们维持联系的原因。

他到北京上研究生以及后来留校教书期间,与这个同学交往很多。并且通过与这个同学的联系,又联系上当年他们那个文科班应届生考上京城最好文科大学的同学,以及市一中理科班考中当年最好理科大学的另一个同学(后者后来也在北京读了研究生)。由于大家都是单身,所以经常一起聚会。他们那几个人一起发展了维持多年的群体友谊,但后来因为有些人之间出现了一些问题而有所中断。甚至他有女朋友后,也曾经常带女朋友一起与那几个人聚会,因此相互之间也都很熟悉。

这位同学毕业后,分配到一所中央部委干部学院任教,成为非常受欢迎的年轻教师。并且第二年与远道从上海分配来的一个本属小家碧玉,但却表现的豪爽大气的上海籍女大学生闪电式地接识、互相欣赏并结婚了。这个同学婚后仍然和朋友们玩的热热闹闹。后来这个同学夫妇二人,通过当年的一些在中央部委工作的老乡的牵线搭桥,先后都进过政府部门工作,并接识了一批后来成为各地地方诸侯及中央部委头面人物的当时的中青年干部。再后来这个同学夫妇又分别下海了。太太后来落在一家外企寿险公司做政府关系,一直做到了退休。这位同学对其太太一直非常欣赏,俩夫妇没有什么大风大雨,维持了丁克的家庭生活。

这位同学自己下海后,曾经经历了几次波折,并且有段时期曾经赋闲在家了很长时间。再后来在机缘巧合之下,回到老家省份,花了十多年时间,在其弟兄的资助下,苦心费力地建立了一个在当地规模很大的医院(他还去看过几次)。不巧的是,遇到他们那个省,为了让先进的地区直接带动落后的地区,所进行的区域划分大调整,把那个医院所在的市调整成县级市,并将其两大块地盘划分给了省会市和另一个比较发达的市。本来建医院是想建成可以辐射附近市区的大区域医疗中心的,但在中国一切都由政府机构地位决定的情况下,区域调整后,那个医院也就达不到原定的远大的目标了。再加上这个同学远离京城的家,来回往那里跑了十多年,其家庭已经很疲惫了。所以后来这个同学就把医院卖掉后,回京养老了。

这个同学经营医院时,有一段时间资金链出了问题,向他开口,希望提供几百万资金的周转。但是他们家当时买了好几个房子,也正好手头不宽裕,所以没有能够帮上忙。等后来他们有空余资金时,那边又已不需要了。那是这个同学唯一的一次找他帮忙,他却没有能提供。为此他与太太夫妻二人后来每每提到这个同学时,仍然会感到很过意不去。

他与这个同学后来一直不时互相问候,有一些交流。他建议这个同学夫妻俩,乘身体还好,多到国内国外出去游玩。却被告知,他们俩都不愿意出去玩,并戏称“现在也就是在家等死了”。尽管事实上那两夫妇都有非常丰富的退休生活,包括男士忙于各种社交活动,和女士忙于学习各种文娱技能和中国传统文化,等等。

在市一中时,他一本正经地当成深层次思想交流的朋友,则是那个班里的一个应届生,当时还是他们那个文科班的班长。这个同学当时是学校组建那个文科班时,最重点培养的学生之一。这个同学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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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概念中高档朋友的绝大多数标准。其父母都是市里的干部,而且其父亲还是相当高级别的。因此家庭条件也在当地是非常优越的。几十年之后,这个同学在父亲去世之后,为了转移母亲的注意力,让她费心写作,并找关系出版了一本自传性质的书。他看了之后才知道,其实这个同学的父亲小时候,在早年丧父后也吃过很多苦。孤儿寡母在老家受尽邻居欺负,才从隔壁市县逃难到他们那个市。这个同学的父亲参加革命后,才慢慢创立了自己的一片新世界。而且这个同学父亲至死再也不回一百多公里之外的老家,可见其心中记下过多么强烈的仇恨。这个同学母亲后来去寻根,才了解到那些情况。社会上其实有很多少小离家,以后再也不回去的人,大概也属于类似的情况吧。不过这个同学的父亲年纪不太老就去世了,也许与其心胸不够宽广,负面情绪淤积于心而伤身有关吧。

这个同学本人学习很好,应该是少数文理科各科目都很优秀的学生之一。而且长的一表人才,高高大大,形象上就很突出。尤其是语文,在他插入那个班之前,是班级中非常名列前茅的。他来这个班之后,语文老师提问时,也基本上把他和这个同学当成最后解决难题的人。课堂上几次交集之后,这个同学课后向他表示了友好。他心中很高兴。那时又没有太多的机会单独聊天,于是他用心地花了一些时间,用文言文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对方所展示的友好,以及希望成为深入交流思想的好朋友。信中他也宣示了自己希望过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而无意在社会上营营苟活的心志。这个同学应该是对他信中所表达的思想及文字所表现的水平很感兴趣,因此很快就带他到其家里去玩。这个同学给他看了很多其家里的书籍,以及自己写的一些诗文。高考当前,他应该没有借看这个同学家里太多的书,聊天大概也不敢聊的太多。

他感觉,此后这个同学就在班里把他当成最好的朋友(至少是之一)对待了。其他同学可能有一些莫名其妙。同时,这个同学也试图将他引入他们应届生中几个优秀同学的小圈子。不过,仍然是因为高考当前,大家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交往和活动。

高考的时候,城里的孩子家里都有各种优待。这个同学的母亲还专门让他去他们家,与这个同学一起分享了其妈妈专门为高考而炖的老母鸡汤。

这个同学后来高考总分很好,上了全国数一数二、上海第一的大学的中文系。这个同学在大学里也很春风得意,并且很快就结交了一个家境类似的女朋友。女朋友来自邻省,对这个同学非常柔顺。当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个同学的女朋友居然是极少数抽烟的女生之一,并且抽烟时形成与其性格的颇大反差。他在上海读大学时,去这个同学学校与他们一起玩过几次。他当时还借了这个同学的大学中文教材自学了一段时间。后来他自己努力考法律研究生,交往就少了。

大学毕业后,他到北京读研究生,而那个同学也分配到了北京重要的新闻机构,所以他们仍然也有所交往。再后来他出国了,慢慢交往就越来越少了。他出国十年后又回国时,他们又恢复过交往。但是这时他们的社会境遇反转了,因为他变成了社会顶层精英中的有钱人,而这个同学只能算是处于京城中的一般中等状态。这个同学先是做了很长时间的文化新闻记者,后来又做了政治新闻记者,并最后提升为了一个在京城比较普通的中层干部。

这个同学其实在其所在的官方新闻机构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笔杆子。不过受体制的制约,写的基本都是套路的东西,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出彩。没有特别的因缘,这个同学也就没有能够进入社会的高层,而是以京城中层的身份终其一生了。他曾经专门请这个同学的母亲,到他们北京的家里一起吃过饭。这个同学夫妻,也曾经带着住在他们家的老家朋友的孩子,到他的京城豪宅别墅来玩过。他还曾经动用过法律背景的关系,为这个同学的朋友的小孩,在考取法律研究生时,出过一些力。后来慢慢也就是在重大节日时,大家有一点问候之类的交往了。那并不是因为他把双方之间的关系变化了,而是他后来慢慢就把自己定位成了一个闹市隐居的人。在他内心中,他一直是把这个同学,当成他一生中交往过的最重要的朋友之一。尤其是他们的交往,起源于他仍是一个对世界一片茫然的青少年的时候。

与他后来在北京时交往较多的,还有那个原市一中文科班应届生,考到北京也是全国最好文科大学的同学。这个同学出身普通工人家庭,但文理科成绩都很好。可能由于成绩较好,但客观上自身条件有所局限(身材较矮且长相一般),二者交互作用,慢慢发展到这个同学性格上有所偏激。这个同学大学毕业后也考了本校的研究生,然后留校任教了。做为著名大学的教师,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上的成就。但是在此基础之上,这个同学的表现好像一直是一般的状态。后来有的同学戏称其为“一辈子的穷酸书生”。当年在市一中时,这个同学对他也是比较友好的,但是交往不多。后来当这个同学的儿子的女朋友想在申请加拿大留学之前,到国内好一点的律师事务所实习时,他也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做了相应的安排。

当时市一中文科班好像只有那两个同学考到了北京,而这两个人之间后来很长时间里都相处得很好。尽管中间也有一段时间,这两个人多年断绝过来往。

家乡还有一些在北京发展的人。其中一个是当年运动末期,随共青团系统从全国抽调的一批当年的青年才俊,进入中央机构的。据说那批人当年都是全国各地的风云人物,十几岁开始,从村和公社或工厂车间起步,然后二十来岁就当上县委书记或副书记之类的职位。后来这批人在当年运动之后也能要么发展成为中央部委负责人,要么是地方大员。这个老乡到北京后,初期发展顺利,后期就停滞不前了,几十年都在同一级别上得不到升迁。直到退休前,才被安排了一个短暂的副部职位,终于能在退休后享受有特殊福利的高干待遇。

另一个老乡则是当年运动之后第一批考入了京城最高学府,此后经历了大起大落。先是毕业后进入中央核心机构,叱咤风云。然后在政治运动中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并发展到锒铛入狱。据说这个老乡在意志消沉时,曾经自杀未成。后来出狱后得到国外反中国政府力量的扶持,先是在国内经商,但是书生谈兵兼德才不合,最后弄得一地鸡毛。然后到美国游学若干年,又与那些至始至终的运动人士理念不合。最后这个老乡回国后成为自由职业者,常常会写一些文章和书。这个老乡是有一定思想和才华的,在社会上有一些粉丝和追随者,所以在社会上有其生存的土壤。但是在中国几十年变化发展的巨潮之中,也只是一个能激起一点小小的浪花的人而已。

那两个同年考到北京的同学,当年与那些在京城发展的老乡都有联系。据说有一段时间大家很融洽。但后来据说由于某种经济上的纠葛,以及政治上的分歧,大家有过若干年的生疏。后来年纪渐老后,大家又重新不计前嫌了。他考研究生到北京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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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加入过他们那个同乡团体。尤其是大家都没有女朋友时,单身汉们更是聚的满多的。他的那两个“老北京”同学,则在聚会时常常不断地斗嘴,互相调侃。当时那也是大家的一乐。

他出国后,慢慢地与大家都失去联系了。回国后,有一段时间不知如何才能与大家恢复联系。有一次他在那个同学的京城首位(至少在文科是首位)大学参加一个研讨会时,凭记忆找到了这个同学的所在单位。查询后确认这个同学还在那里工作,于是他要到电话,打通后,才又与他们大家重新建立了联系。

当他把这些老同学和朋友,召集到他在北京的第一所别墅相聚时,大家都意识到了世界已变,今非昔比,以及与他在经济实力上已经出现了天壤之别。事实上当时他们那些人仍然居住在拥挤的普通民居楼房里,而且可能空间只有他在豪宅区的居住面积的十分之一。不过只有那个在全国第一大学工作的老同学,借酒后的失控而吐出真言,愤愤不平地抨击社会发展的不公:“这是一个混账的社会!我们当年都一样考出来的,凭什么大家都仍然混的一般,而只有你这一个人混的这么风生水起,让人感觉遥不可及?凭什么呀?”。别人都感到这个同学说出的是大家共同的心声,但也只有一笑了之。有人可能内心也暗中怀有此念,但被友情和道德感压下去了。只有这个同学伸头宣泄了出来。后来那个场景也成了他们几个同学聚会时的一个笑谈话题。

当时在北京常一起玩的另一个市一中理科应届生,是大学后期从外地的本科校区,来到了其学校在北京的关联机构,并且后来顺延着在北京读了研究生。这个同学也是农村的孩子,为人比较纯朴。在他们几个文科生面前,通常都是听的比较多,说的少。这个同学后来出国到加拿大读博士,当了一辈子教授,就像有段时间他曾经对自己的生活所期待的那样。后来这个同学也跟着在海外华人圈子中掀起的国际大潮,在中、外大学同时教书,来回跑。到北京的时候,有时会与他们联系,大家团聚一下。

这个同学也同样是,尽管属于农村户口,但是其父亲也在外面做些事情谋生。后来其父亲被人整治,被控贪污钱财,居然被判了刑。儿子在外成才后,成了当地著名人物,因此父子两便都希望能够动用社会关系,翻案平反。这个同学自己找了很多人,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他与大家重新建立联系后,这个同学便希望通过他的法律知识和关系,做一些努力。他积极参与过讨论,并好像做过一些事情。后来是否起了实质性作用,他也不知道。不知这个同学的老父亲去世前是否能够重新扬眉吐气过。也许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那样的好消息应该不会被秘而不宣的。

这个同学本身是专业人士,所以像他一样也比较相信专业人士的知识。后来有时会向他咨询一些个人的国内国外的法律问题。他也像他一贯乐意助人的那样,热情地提供过帮助。后来这个同学的朋友的女儿,学了法律,出国留学之前申请实习单位,他也曾经介绍去过很好的律师事务所。

他后来回访加拿大时,曾经到这个同学家去吃过饭。这个同学是与国内导师的女儿结的婚,在加拿大养了两个很聪明的女儿,过上了当地平稳的中产阶级生活。后来这个同学自己感叹,在大学教了一辈子书,但是女儿在当地大学毕业找到金融工作后,很快就比老爸挣的工资高了。到那时这个同学才意识到,在发展起来了的社会里,教书匠工作都是不太挣钱的。

当时从市一中文科班出来的人,考到上海的另一个同学,也与他有较多交往。这个同学同样是复读生,在上海上的是当时比他们学校更有名的大学。由于他们两个学校距离较近,他们刚开始聚的较多。后来他考上研究生去了北京,相互来往就少了。

这个同学大学毕业后,好像是在外地教了几年书。后来从政,并转回老家了。可能是在老家没有更好的根基,人也比较老实,所以在老家也就是混了个中层干部而终老了。

当时与他们住同一个“厕所”出来的,还有一个同样是复读生。这个同学是当时少数考外语专业的。考上的是不错的军队院校。据说是培养间谍的。但是这个同学也没有能够耐得住寂寞,工作没几年就转业了。在社会上做了一些企业工作,但都不太顺利。因此后来与大家好像也没什么来往了。

他们那个“厕所”出来的,还有一个同学是应届生。成绩本来是不错的,但是据说高考没有发挥好,只考上了本省最好的大学。后来从事了经济、金融工作,做到了国营省级公司老总的地位。在家乡是真正有实权的人物。几十年后与大家一起聚会时,也能看出其地位和影响力。后来他大姐的孙子在当地金融机构找工作,他还请这个同学帮了忙,并起了作用。

当时与他们同住一个厕所的,还有一个低年级的学生,据说后来发展的也不错。但是当时与他交往就少,后来也就没有联系了。

有一段时间,他回老家有时会路过省会城市。有时会在那里与几个原市一中的同学聚会。由此而与另一个当时市一中文科班的复读生也建立了联系。这个同学也是考上了本省大学,学的是考古。毕业后本来在文物单位干的不错,包括升级为省文物局局长。大家聊天时,这个同学被别的同学指称,家里很多使用中的家具,其实都是文物,都是很值钱的。后来这个同学被人告发了,被双开了,即开除了公职和党籍。好在没有牢狱之灾,仍能在民营机构发挥自己的特长。

其他当时市一中的同学,他就是偶尔回老家聚会时,才见过几个而已。有一个也是当年的复读生,而且好像比他插班进市一中还晚。后来这个同学做到了当地市工商局副局长的位置,也算是有实力的了。在聚会中他还见到据说当年及后来,在那一帮同学中引起过一系列感情纠葛的几个女同学。不过他当年印象都不深刻。或者是因为当时他觉那些人与他的心理距离很远,所以感觉很一般。几十年后聚会时,那些人给他留下的也就是一般城市中年妇女的感觉而已了。

他们当年是先拿到高考成绩,然后再填报志愿。每个人好像可以填很多志愿学校,包括五个重点大学、五个普通大学、五个大专以及五个中专。他当时主要是与两个哥哥讨论各种选择,然后到学校与老师一起商量。他填的学校好像不多,没有全填满。几十年之后他儿子填报大学时,情况也有点类似:本来他们商量选出了十所学校,因为他儿子学校只向十所学校投递学校材料。可是最后他儿子只实际填报了五所学校,不想“浪费时间“申请其它大学。

那时候像很多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一样,他也很想去当兵。但他三哥提出异议,说基于其自身的经历,觉得当兵没意思。但是他心中想,当兵和当军官可能还是不一样的吧。当时普通军官学校很少。他发现唯一比较合适的,只是一个大专的步兵学校。他填了那个学校,而且位置很靠前。当时赌的是,如果不被排在前面的大学录取,那就当成他命该当兵,那么就去当兵去吧。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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