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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之国

第86章岁美天有道

“老人家,今年看来是个丰年了,为什么大家还面有忧色呢?”苏轼走到一位老农身边问。

“您是外乡人吧?您有所不知,丰年不如凶年好啊!”老农说。

“老人家给我详细讲一讲吧!”苏轼一边帮老农除草,一边请他细说。

老农告诉他,凶年虽是天灾难熬,只要节衣缩食,还能将就糊口。丰年虽然会多打粮食,因为要缴纳历年“积欠”,官吏上门,稍有不满就会枷棒在身,暴力威逼。这样,农民反而活不下去。

老农说到伤心处,和周围的农户一起泪如雨下;苏轼听到动情处,也是汪汪两行泪。

对于民间积欠问题,苏东坡历来重视,从初仕凤翔到以后所任数郡州官,他都不遗余力地向朝廷上书要求免除,这次苏轼更是感同身受。

一到扬州,苏轼就请求朝廷暂时停止催欠,奋笔疾书,写下了《记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请求朝廷“使久困之民,稍知一饱之乐。”

状文写好后,他担心延误时间,立即命吏卒策马上路,昼夜兼程,送往京城,当时执政大臣以边陲用兵,国家财政紧缺为由,不同意免除“积欠”。

没多久,扬州附近的几个州瘟疫开始蔓延,有的地方死人不少。

苏轼面对现实,心情越加沉重,他不顾政治上可能带来的影响,再次上书说:“”臣访问浙西,饥疫大作,苏、湖、秀三州,人死过半。有田无人,有人无粮,有粮无种,有种无牛。殍死之余,人为鬼腊。”这篇《再论积欠六事四事札子》揭露了当时农民生活的悲惨状况。

一直到七月,皇帝诏书终于传来:“不论新旧,各种积欠一律宽免一年”。

苏轼为民请命终于取得成功。虽说各种积欠并没有免除,只是放宽期限一年,但老百姓也可以喘一口气了。消息在扬州传开后,老百姓奔走相告,喜形于色。

陶渊明有饮酒二十首,在扬州,苏轼也尝试与古贤对话,作《和陶饮酒二十首》,有一首说“民劳吏无德,岁美天有道。”“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就记录了此事。

漕运,就是通过古运河,每年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这是一种政治运输。供应京城和军队所需,运送一次往返要几个月甚至一年,运到北方,卖出价有时比收购价还低。这是政府高成本的运输。

原来漕运的船工可顺便搭载私货,以补充自己的生活的不足。后来,朝廷下令严禁载私货。这样,漕运船工生活贫困,就偷盗所送的官家物资充饥。结果损失惨重。船夫因货款亏欠每年被办罪的也很多,但还是解决不少问题,于公于私多不利。

苏东坡在痛心之余,仍在努力想出一个折中的办法来解决漕运困境,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东坡向朝廷建议,允许船工适当带点南方的土特产品到北方贩卖,这样船工生活有保障了,减少漕运损失,朝廷同意了。

从此,船工以官船为家,安居乐业,责任心也强了,苏东坡实事求是为民着想,赢得百姓的广泛称赞。

苏东坡出知扬州,时值芍药盛开,当时任扬州通判的晁补元正准备举办一年一度的“万花会”,其用意是对苏东坡这位文坛泰斗表示欢迎,同时也让新任太守借“万花会”露面,与民同乐。

可苏东坡却不这样想,地方的父母官应当与老百姓忧乐相通,眼下老百姓的日子并不好过,官府的陈前积欠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在这种情况下,为官者怎能只顾自己寻欢作乐呢?

苏东坡长期在多个地方为官,深知民间疾苦。

洛阳牡丹有名,每年春举办“牡丹花会”,赏花作乐。扬州芍药有名,前任太守蔡京在扬州期间,“引进”洛阳办牡丹万花会的做法,每年用十万枝芍药花办起了蔚为壮观的芍药“万花会”,邀请豪绅僚属宴集赏玩,举目皆花。

可渐渐地,花会变味了,花会已经滋生腐败了,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而有的官吏缘此为奸,借这名义剥削老百姓,苏东坡说:“花会检旧案,用花千万朵,吏缘为奸,扬州大害,已罢之矣。虽煞风景,免造业也。”

消息传到蔡京耳朵里,蔡京却不高兴了。

苏轼毫不理会,再对扬州官员说:“今后无论谁来做官,一律不许搞万花会。”

官吏们相顾无言,唯有点头诺诺。苏轼再次受到老百姓的欢迎,深得民心,至今被传为佳话。

高太后主持朝政的元更化时期,苏轼被起用为端明殿学士兼侍读学士。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哲宗帝亲政,新党重新上台,元诸臣相继获罪。尽管苏轼曾前后为哲宗“侍读”五年,但仍被哲宗视旧党、后党,遭到冷眼。于是,苏轼不得不再度请求外放。哲宗帝降旨,令其知“重难边郡”定州。

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州市,是当时北邻契丹的军事重镇。苏轼身为朝廷要员,出守边远重镇,理应陛辞,但哲宗以“本任官阙,迎接人众”为词,拒绝苏轼上殿面辞。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二十七日,苏轼离开京城汴梁。其时,“士愿从行者半朝廷”,因哲宗帝未陛辞,故“皆不敢有请于先生”。

在这种肃杀的气氛中,苏轼带着刚刚同贤妻王闰之(字季章)死别的心情,于十月二十三日到达定州治所。

当时的定州“军政坏弛,诸卫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廪赐,前守不敢谁何”。“武艺军装,皆不逮陕西、河东远甚”。

苏轼的可贵之处在于一生中不以个人恩怨而懈怠,不因心情悲伤而消沉。

面对边备的松弛、混乱,苏轼积极采取措施,进行边防建设。

首先得整饬军纪。苏轼经过认真调查研究,遂“因事行法”:对贪赃枉法的首犯严加惩处,不如此“无以警众革弊”;对偷盗者“付狱按治”;对侵斫禁者“依法勘断”,而“其多年侵耕已成永业者,别作擘画处置”;对出榜召人聚赌者,令其“改业”。

经过苏轼的整顿,“军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军衰少,贼盗亦稀”。

接着,苏轼又着手修筑营房。幕官统计,应修盖营房计七千九百七十一间,需钱三万三千四十七贯七百四十文。当时的河北转运司钱赋窘迫,这样一个数目,是难以支付的。

于是,苏轼急修《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奏闻朝廷获准后,遂置场买料,烧造砖瓦,雇佣军匠,节次不住,加紧修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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