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德性与道问学
近来又重读了秦家懿先生的著作《王阳明》，别有一番收获，浅谈一二，姑且不太准确地梳理一下儒家发展的脉络。
中国的传统文化，三字概括，大概率便是儒释道。自汉朝起，三教地位便此消彼长。汉朝董仲舒将阴阳五行纳入儒学，以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地位有了显足提升。至王莽改制，儒生的地位更是空前高涨。
然而两汉经学的高峰，却也将儒学推入绝境。魏晋玄学和佛学的兴盛，使得儒学日渐式微。这种困境一直到唐朝韩愈及其弟子李翱，才有所改变。
韩愈的《原道》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儒学复兴运动，师徒二人尊儒驳佛老，为两宋新儒学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是以新儒学的生长，韩愈功不可没。昌黎先生以一己之力，将儒学从经学窠臼中解脱出来，直指义理之辨。言语犀利地指出道统从文王传孔子，至孟子，道统断绝，以至于佛老竞雄，儒学竟走向穷途末路。
北宋五子接起儒学复兴的旗帜，不论是周敦颐的濂学援道(易）入儒，《太极图说》架构儒学世界观，还是张载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亦或是二程的洛学发明“天理”，都让儒学焕发出惊人的生命力，新儒学因此诞生，即宋明理学。
然而理学之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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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是南宋朱子。朱熹集北宋五子之长，一手促成儒学复兴，将儒学宗教化(此处争议颇大，见仁见智)，将儒学从训诂五经引向明辨四书义理。朱熹坦言人人皆可成圣，开辟了一条“存天理、灭人欲”(后世对此颇多误解），从格物致知出发，明天理以成圣的康庄大道。世间万事万物皆有天理，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日积月累，功夫到了，自然直至唯一天理，人也因此可以成圣。
朱子世界观里，天理便是世界终极。天理化生阴阳二气，以成天地，是以万事万物，皆有天理的痕迹。人生于这天地之间，为万物灵长，可通过格物明白万事万物中的天理，积少成多，以至抵达止境，成就圣人。
与朱熹同时，还有一位理学大家陆九渊，提出与朱熹截然相反的学说思想。朱熹指出成圣之道要格物致知，而陆九渊却认为“万物皆备于我”，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由此，两位儒学宗师的成圣之路，有了“道问学”和“尊德性”的区别。
尊德性和道问学出自《中庸》，“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朱熹的格物致知偏向道问学，而陆象山的吾心即是宇宙偏向尊德性。这两者的区别，大概在于朱熹认为学问要从格物开始，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做学问是要由外到内，寻求天理。而陆九渊认为学问要从内心开始(心即理），认为万物皆备于我，不必向外寻求天理，要反求诸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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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得之。
两人的分歧便促成了新儒学的两条路线，一个被人称为“程朱理学”，一个被人称为“陆王心学”。程是二程，王自然是王阳明。
理学在明朝时迎来了一次思想上的冲击，冲击的来源，便是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历史对守仁先生褒贬不一，有极高的赞誉，也有极尽贬低之语。概括来说，阳明心学，大致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知行合一”，第二阶段主要是“静坐”，第三阶段是“致良知”。阳明心学的最终阶段致良知，其中既包含知行合一，也有动静之道，可以说此时的阳明心学，已经到了“吾道一以贯之”的境地。
然而不论是理学还是心学，新儒学总归是三教合流的产物，尤其是禅宗，对新儒学的影响不可谓不大。这从阳明心学的四句教可见一斑：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时至今日，阳明心学的影响力仍可谓巨大。我辈肩负文化强国之使命，对儒学真意不可不去弘扬。传统文化之于我辈，当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思想指导下，焕发新的光彩。谨与诸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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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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