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年

黑子回来了。

可这一次回来是收拾衣服找他爸妈去，村里人没有责怪他，都知道他爸妈在南方，是死是活还不晓得，想到这些，北村的人格外怜悯他。

“黑子，你咋去啊？”二伯皱着眉头，披着一身白色衬衣，把烟头掐灭，夹在耳朵上。

“坐火车去。”黑子甚至连头都没有抬，他对这里没有留恋，按他的话说，他比我们都大，玩不到一块去。

二伯噗嗤笑了：你学习就行了，你玩个屁！

“中专学，学他娘的狗屁！不学！”

黑子执意要走，我和平子在路口等着看热闹，刘虎没敢来。

中午头，太阳烈的发烫，几个比黑子还黑的两个骑着摩托车的人停在村口。

他俩操着一口我们听不懂的方言，问我和平子：“嘿，小孩子，刘黑子家在哪？”我俩站了起来，指着最西边那条胡同。

“倒数第二家，大红门。”

我俩跟着轰鸣的摩托车跑了过去，没过一会，黑子就背着两个书包，提着几个袋子上了摩托车，身后只留下一股黑烟。

到后来，黑子去没去南方，他爸妈有没有死，那天晚上的火是不是黑子放的，没人知道。上一次见到黑子是去年，我回家过年，想给父亲买身衣服，在牛城经济园里的一个修车厂我认出了黑子，但是没敢打招呼，我想这么多年过去都没再见面了，想必他不认得我了吧，就算认得又怎样呢，算了。

但他叫却住了我，“嘿，三金！”

我诧异着回了头，装作惊异状，寒暄着，我苦笑着，他很在意自己的形象，跟我说那年的第一把火是自己放的，第二次确实不是他。我说都过去了，眼神却躲闪着什么。

黑子所在的修理厂旁边就是我母亲15年前工作的地方——恒吉印刷厂。不过现在早就大变样，从原来的黑气熏天、坑坑洼洼的地儿俨然坐落着高楼大厦和商店。

那天深夜，父亲和母亲吵架，我又一次义无反顾的站在母亲这边，这一次母亲不再用力跑了，而是推着崭新的自行车，朝路上走去。

我吓坏了，母亲大半夜的这是要去哪，我追上去，妈，你去哪啊？

“赶紧回去睡觉！”

“我不！我要跟着。”

母亲拿我没办法，撅着嘴，继续推着自行车。“你去哪啊，大半夜的。”其实我已经听见刚才母亲和大姨打电话的声音了，要去大姨那里住宿一宿。

“去你大姨家，别跟着了，快回去吧！”

说完母亲竟然骑上了车子，我就要跳到后座的时候，母亲却停了下来，把我赶了下去，回去！赶紧回去睡觉。

我不依不饶，我不想回去，一来是想给母亲作伴，二来是害怕和父亲独处。我犟着脾气，宁愿不坐在后面，也得跟着跑。

母亲看我不想回去，也拿我没办法，就故意骑慢一些，让我能跟上，一开始觉得还很轻松，但是跑了大约五六里的时候，就撑不住了。

“妈，带带我吧。”

母亲并没有理会我。我便继续跟着。就这样我跟着跑了十里路。

还有一个路口就到大姨家的时候，母亲停了下来。

“上来吧。”

我双手叉着腰，歇了一会儿，一屁股坐在后座上。没一会就到了大姨家里，终于可以歇会！我和哥哥去卧室玩玩具，吃东西。他俩在外面谈论着什么。

第二天我才知道，母亲要去跟着大姨干活去了，就去恒吉印刷厂。

“你要那种和我一样签合同的，还是小时工？”大姨询问着母亲。

“我身体不好，还老生病，也得早回家给爷俩做饭，我就不签合同了。”母亲解释道。

“那走吧，我带你去看看。”

我这才知道，母亲不跟着父亲运货了，要去厂里上班了。我便尝试着问母亲：妈，我去给你帮帮忙吧。

母亲欣然同意了，暑假没什么事，跟着挣份钱，打打下手也不错！

虽是夏天，但今天早上的风还很微凉。母亲骑着自行车，带着我，我指着路边的每一个小店的牌子上的每一个汉字，给母亲读，有的生僻字，母亲不认识的我都认识。

我站在后座上，扶着母亲的肩膀，大声的背诵着今天学习的课文，母亲虽然听不懂，但却时不时的问我某一句的意思，我也饶有趣味的解释着。

经济园最中间就是印刷厂了。我跟在母亲后面，注意着脚下的铁片，打量着四周的人们。一股劣质的胶水味道冲了过来，我用T恤衣领遮住鼻子，要喘不上气来了！

旁边的工人窃窃私语着什么，有一个妇女还冲我哈哈大笑，我赶紧追上了母亲。

“燕子，来，来这边。”大姨招呼着母亲去一个角落，“在这等着，我去找领导。”

母亲和我乖乖地在原地等着，旁边的一摞摞书本比我们都要高，我踮起脚，去看旁边的书本，几乎都是初中高中的资料——我没看懂。

“这个也是？我们可不招童工哈！”我的到来，给领导吓了一跳，大姨赶忙解释道：不是不是，这是燕子的儿子……

“叔叔好！”我把手从鼻子上拿开，跟这个瘦瘦的领导打了个招呼。

“就在这待一个暑假，也就还有一个月了，给燕子买饭，打打下手。”大姨急忙解释，母亲连连点头。

“放心吧！叔叔，我不会给你们添乱的。”

这个瘦领导仰着头笑出声来，摸摸我的头。随后，大姨领着母亲和我，教我们制作书本的流程，给我们介绍需要的工具——手指套、专用刀片、白色粘胶、小马扎。我比上课听得还要仔细。

“哎，姐，我还没问，这工资怎么算着。”

“计件。这种的大书，一本2分，小的1分。一会能做完就一本，又不用你钉，很简单！”

母亲点点头：行，别给人家添麻烦就好。

母亲和我跟着大姨有模有样的学着，母亲时不时告诉我，你可以做的少一点，但不要出错，不然领导凶咱们，就没有钱了。

我说：“放心吧妈，不难，就是一个重复活。”

每天中午，我给母亲去斜对面的包子铺买饭，有时还要回家接水，我乐意做这些，一想到可以骑新车子，我就忙得不亦乐乎。

“妈，给我三毛钱呗！”

母亲抬起头看了看我：把那个小布袋拿过来。

我跑过去拿到母亲手边，母亲放下书本，摘下手指套，用废纸擦了擦手，从布袋里寻摸着什么，拿出了一张皱巴巴的一块钱。

“你要买啥？”

“冰棍儿！”

“给你一块。”母亲小心的展开这张钱。

“用不了这么多，给我点零的就行。”我这番话逗得旁边的阿姨笑了起来。

“燕子，你有一个好儿子！哈哈哈！孩子，拿着，买根好的冰棍儿！”这个阿姨可能笑我和别的孩子不一样，给钱还嫌多。

我买回根冰棍，还给了母亲多余的零钱。

母亲带着我穿梭在高高的书本之间，她的手指套不知道磨坏了几双，粘着胶水的小刀片不知道折断了几个，巨大的机器工作的声音掺杂着一个个大号风扇的蜂鸣声，空气里弥漫着的胶水和纸屑的味道，成了我在那几个夏天不愿抹不去的记忆。

之后的每个暑假，我都会随着母亲来到恒吉印刷厂，母亲的手上似乎多了些老茧，头发也不如之前光滑了，她甚至为了干活利索一些，剪成了短发，时不时的咳嗽着。

后来我上了大学，一次月末给母亲打电话，还没等我开口，母亲就问：孩儿，没有钱了吧？

我听到听筒里传来车间熟悉的嘈杂的机器声，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我挂断电话后，想到那些年，在昏暗的灯光中，一排排高高的书架下，那个只有三十岁出头的母亲，也才不到一米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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