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何所有

如果说宋朝众多历史人物里，有形象被后世严重歪曲的，朱熹一定榜上有名。

后世一提起朱熹，常常首先想到“程朱理学”，想到他的名言“去人欲，存天理”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想到他与儿媳妇扒灰，想到他与尼姑通奸等等一系列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形象。

然而真实的朱熹与后世流传的这些负面形象相去甚远，作为帝师，他的一生完全担得起圣贤的称号。

一个正直的人平白无故被诬陷被抹黑，自古便有之，而想要分辨清楚谣言和真相，是不容易的。

朱熹字元晦，祖籍婺源，建炎四年生于福建尤溪（今福建尤溪县），家中排行老三，上面还有两个哥哥，父亲朱松是北宋末年进士，南宋初曾任尤溪县尉。后来金兀术搜山检海捉赵构，南宋东南几路全都乱了套，朱松带着一家老小四处避难，直到金兵退走后又回到尤溪。

国难之际没有坚守岗位而是带全家跑路，朱熹回到尤溪之后自然是丢了官职，好在皇帝赵构本身也是个逃跑家，对下属的逃跑行为并不是特别在意，朱松回来后虽然官职没了，朝廷也没问罪，一家人继续在尤溪生活。

在进士父亲的影响下，朱熹从小就饱读诗书，早早就接触到了《孝经》、《孟子》等经典名著，由于父亲早年求学期间曾受二程学说影响，小朱熹也在童年期便接触到了理学。

理学到底研究啥咱不懂，小朱熹也不懂，原本如果生活就这么平静的过下去有可能小朱熹会像我们普通老百姓一样，一辈子也搞不太懂理学到底讲的些什么，但既然要成圣贤就必须要历劫。绍兴四年朱熹奶奶病逝，父亲朱松回乡奔丧，没想到期间因为照顾不到老婆孩子，朱熹母亲祝氏一个人无力照顾三个孩子，朱熹两个哥哥在饥寒交迫中夭折。

痛失母亲和孩子让朱松备受打击，也让他把剩下的爱全部倾注到了小儿子朱熹身上，悉心教导儿子，朱熹也在父亲的教导下学问日益精进。

绍兴十二年，朱熹十三岁时父亲朱松重病离世，临终前将朱熹母子托付给了自己的至交好友刘子羽照顾，当时刘子羽人在五夫里（今福建崇安县五夫镇），于是朱熹母子就来到了五夫里投奔刘子羽。

刘子羽不是一般人，他是北宋末年抗金名将刘韐的儿子，刘韐当年在真定曾经提拔重用过岳飞，后来开封城破奉命出使金营，被金军扣留想将其劝降，刘韐见回朝无望毅然自杀殉国，金人感其忠义，允许刘子羽将刘韐遗体运回崇安安葬。

到了五夫里之后，朱熹认刘子羽为义父，在刘子羽的照顾和教导下，朱熹继续发奋读书，绍兴十八年科举中第，名列五甲第九十名，被赐予同进士出身。

五甲第九十名看起来毫不起眼，可要知道古代科举考试，能通过乡试会试的已经很了不起了，在最后的殿试中名次差了点儿并不说明学问不好，顶多就是跟三甲进士相比略有逊色而已。

不过毕竟不是高科进士，朱熹也没能马上做官，而是等了三年后参加了另外选拔考试之后得到了同安县主簿的官职，在前往同安县赴任路上，朱熹拜会了延平著名学者、南剑三先生之一的李侗，受其启发，对自己曾经深入学习过的理学有了新的感悟。但因急于赴任，此次的求学并未持续多久。

到了同安县之后朱熹吃惊的发现，一个小小的同安县居然社会矛盾尖锐，官民对立严重，而一切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朝廷赋税过重。

绍兴二十三年正式秦桧在朝中一手遮天的年代，南宋百姓要同时遭受统治阶级和金国的盘剥，还要负担国家巨大的军费开支，民间赋税能不重吗？

秦桧把持朝廷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但朱熹读了这么多年圣贤书，对于民间疾苦不能不管不问，为民请命的使命感驱动他不断上疏，请求减免赋税。

你跟秦桧谈减税还不如跟老虎要虎皮，朱熹的多次上疏毫无悬念的如同石沉大海，时间久了，朱熹也厌倦了，干脆也不再向朝廷上疏，而是投身到了同安县当地的教育工作，在当地开办了不少学堂。

绍兴二十七年，朱熹同安县主簿任职期满，按照制度应当前往临安述职，然后等待朝廷下一次任命。

进京述职是官员升迁的好机会，很多年轻进士都能在述职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伯乐进而实现进步，如果运气好碰上皇帝召对，又答的让皇帝很满意，那在接下来的仕途上必然飞黄腾达。

这么好的机会，朱熹居然辞了，不去临安，而是转而前往延平，继续向李侗求学问道。

李侗虽然是个民间学者，但其学术传承依然源自二程，而之所以能吸引正规军朱熹前去求学，主要因为他在所学基础上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见解，为朱熹打开了更广阔的理学天地。

实际上除了早年间在父亲潜移默化教导下接触到了二程理学之外，朱熹在五夫里生活时也曾跟随刘子羽弟弟刘子翚求学，刘子翚本人有着非常深厚的理学功底，朱熹虽然当时未能对理学有什么深入研究，但在刘子翚的教导下，对理学的不少概念都很熟悉。在以往的读书求学过程中，朱熹从来都是读圣贤书，做规矩事，用我们现代社会一句很时髦的话讲就是“堂堂正正做人，规规矩矩做事”。

而这次再次来到李侗处求学，朱熹领悟到了一种新的理学理念：理一分殊。

理一分殊中的理指的是天理，天理在宋朝指代万事万物运转所遵循的最根本的道理。理一的意思是这世间存在着一个最根本的天理，同时适用于任何人、任何事物，而分殊的意思是在统一的天理之外，万事万物又有着自己独特的理，从微观来看，每一个独特的理都是事物自身的天理，从宏观来看，正是这些独特的理构成了最大的范畴的天理。

不太懂是吧，我也不太懂，好在朱老师也知道大家听不懂，主动举了两个例子：

天上一轮明月，地上的人看到的都是同一轮明月，月亮倒映在万千河流里，人们看到了无数个月亮，但这其实都是同一个月亮。月亮就是天理，不会因为倒映的不同而不同，不同的倒映最终指向同一个月亮，不同事物自身独特的理最终指向同一个天理，这叫月印万川。

一江水，用勺子去取，只能得一勺水；用瓢去取，就能得一瓢水；用缸去取，就能得一缸水。这满满一江水就是天理，而不同的人拿着不同的容器取得的江水不同，也就意味着各自领悟到的天理不同，这叫随器取量。

天理是这个世界万事万物所遵循的道理，这是第一个阶段，在此基础上就要进入第二个阶段，如何去探寻天理、顺应天理。

第二个阶段的实现方法就是格物致知。

所谓格物致知，就是穷尽万事万物运行的道理，最终达到“知道”的境界。天理固然存在，但天理包罗万象深不可测，只能通过从万事万物运行的道理之中去管中窥豹，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水煮开了会冒烟，烟遇冷了会凝露，这一切看似平凡的道理都是天理的一部分，想要有所领悟，就必须在日常不断的读书学习，观察分析和反思总结。

为了达到“知道”的境界，朱熹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治学之路，这二十年里，他对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进行了重新的研读和注解，对南宋佛老学说、周易、周礼也都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分析，并在先人原有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得到了新的成果。

他所作的《周易本义注释》开创性的提出了周易中所包含的大量哲学思想，将古人的易经理论融入哲学思维；他所作的《礼仪经传通解》将《礼仪》、《公羊传》、《谷梁传》等经典融会贯通，形成了一整套指导社会礼仪风俗的集大成作品，为我国民间各类祭祀庆典活动提供了完整的理论指导。

前一阵子不是有什么有的城市学小日本搞什么夏日祭吗？日本人夏日祭里面那些什么穿和服、挂风铃、戴面具、放烟花这些仪式全是我们国家传过去的，如今文化的受众反过来成了文化的入侵者，正是因为我们自己文化不自信。想找回我们的文化自信，《礼仪经传通解》早就安排的妥妥的，要什么仪式感有什么仪式感，照着学就是了。

朱熹治学的过程中也开办学堂教授弟子，寓教于学，以学促教，他的弟子们亲切的称呼他为“朱子”。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能够被称为“子”，当事人堪称圣贤。

由于朱熹的学术成果太过丰富，以作者我的浅薄了解，就算在这里叨叨三天三夜也介绍不完，更具体的一些细节部分我就不写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深入读一读他的著作，除了上文提到的《周易本义注释》和《礼仪经传通解》，其他的如《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孟子集注》等等都是经典，值得深入学习。

淳熙五年十二月，朱熹起复出任南康军（今江西庐山市）知军，任职期间恰逢南康军旱灾，朱熹经过沟通，向当地驻军周转了四万多石粮食用于赈灾，稳妥的处理了灾情。

因为常年著书立说，朱熹在当时的南宋社会名气很大，这次南康军任上又赈灾有功，被朝廷惦记上了，淳熙八年八月，两浙发生水灾，朱熹被调任浙东提举茶盐公事，负责赈济灾情。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既是北宋理学家张载个人的人生信条，也是所有程朱理学大儒们的处世理念。著书立说格物致知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能造福百姓，朱熹毫不犹豫的前往浙东赴任。然而到了浙东之后，却发现浙东地区除了水灾严重，还有很多奸商富户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大发国难财完全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一路遭受水灾波及面巨大，已经不是朱熹找哪支军队周转军粮能够解决的问题了。为了尽快拯救百姓，朱熹一方面立即上疏朝廷请求拨款，另一方面又开始联络各州县豪强富户，希望大家拿出来一部分粮食赈济灾民，承诺灾情过后按捐粮多少授予官职。

朝廷有心赈灾，可此次灾情实在太过严重，多次拨款仍无法填补粮食缺口，而豪强富户那边呢，因为朱熹一直忙于救灾无暇顾及大家捐粮做官事宜，全都对朱熹一片抱怨。

当时朱熹在浙东救灾已经三个月了，洪水已经逐渐退去，按说三个月过去灾后的情况也应该逐渐好转，可实际上整个浙东地区依然是哀鸿遍野，饥馑相望。

经过详细调查，朱熹发现所辖州县有不少一把手长官贪污赈灾粮赈灾款，而这其中又以台州知府唐仲友最为严重，当时的台州受灾严重，但当地官府不仅没有任何赈灾动作，反而在灾情严重期间加大征税力度，把老百姓往死里盘剥。

朱熹气得火冒三丈，立即上疏弹劾唐仲友，详细列举了唐仲友二十四条罪名，前二十三条都与经济犯罪有关，只有最后一条，私占营妓。

经济犯罪大家都好理解，这个私占营妓算是什么罪呢？

前一阵子热播电视剧《梦华录》里，刘亦菲就曾是个营妓，宋朝的营妓并非妓女，而是在军中专门负责载歌载舞鼓舞士气的“军乐团”，虽说是卖艺不卖身，但毕竟终日随军没什么人身自由，生活还是很悲惨，很多营妓一生梦想就是“落籍”-把自己的军队户口变更成当地普通户口。

《梦华录》里刘亦菲千方百计想给自己小姐妹落籍，也是这个道理，当营妓太苦。

营妓一部分来源都是被抄家的官员家中女眷，还有一部分是社会上穷苦百姓家吃不上饭投身营妓，生活虽苦，但那也是军队编制，有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为了给营妓落籍留一个口子，也为了给军队创收，朝廷规定，凡营妓落籍的得按照服役年限支付相应的落籍费用。

唐仲友私占了十几个营妓，还通过关系一毛钱不花帮她们全部落了籍。营妓们是感谢唐大人的知遇之恩了，可国家军队的财产就这么无故流失了。

朱熹弹劾唐仲友趁火打劫发国难财中饱私囊，奏疏报上去，朝廷里却没什么大动静，因为当朝首相王淮跟唐仲友是婺州老乡，还是姻亲，为了保护自己人，把朱熹的奏疏给压了下来。

朱熹在为民请命这方面与范仲淹包拯这种文官楷模一样，不达目的不罢休，王淮能压得下来一封奏疏，他压不住一百封一千封奏疏，于是朱熹接连不断的上疏，不信朝廷无动于衷。

王淮不是秦桧，不敢专权，朱熹奏疏越来越多，王淮只得向孝宗汇报，不过王淮很精，挑了一封控诉内容最少的汇报给孝宗，然后解释道朱熹唐仲友两人学术主张不同，朱熹的上疏都是秀才争闲气。

既然是秀才争闲气，那就没什么原则性问题，孝宗定了调子：人民内部矛盾，委托王淮自行处理。

唐仲友干的那些烂事儿王淮一清二楚，想要保住他就必须把人调走，再在朱熹的浙东地区干下去非得让朱熹把他干掉不可，于是在王淮的运作下，唐仲友被调任为江西提刑。

弹劾对方不成，对方还被调任邻近地区担任提刑，不降反升，朱熹气坏了，继续弹劾唐仲友，面对朱熹的穷追猛打，王淮实在是没辙了，再这么下去纸里包不住火，自己也要被裹进去吃不了兜着走，不能再保唐仲友了，安排免去了唐仲友江西提刑的官职。

唐仲友滚蛋了，可你朱熹一直给添堵，让堂堂宰相有何颜面，鉴于朱熹为官清廉抓不住把柄，王淮想了个门儿：把朱熹调任江西担任提刑。

还记得欧阳修为什么要弹劾包拯吗？因为御史中丞包拯先弹劾三司使张方平违规买房，然后张方平被罢官，仁宗让包拯去做了三司使，欧阳修就弹劾包拯道德有瑕疵：弹劾别人为了自己当官。

楷模包拯当年的反应是直接请辞，朱熹也一样，官可以不做，绝不受你这窝囊气。

辞官后的朱熹回到之前曾经办学的武夷山，继续他教书育人的事业了，这场斗争最终以宰相王淮的胜利而告终。然而回到武夷山的朱熹却想不到，当初自己弹劾唐仲友私占的营妓中，有一名叫做严蕊的女子，即将被人利用以抹黑自己。

朱熹一生被人抹黑的三大污点，其中有一个是拷打歌女严蕊。民间的故事是这样讲的：

南宋淳熙十年，在武夷山寒泉精舍教书的朱熹突然有一天碰上了一名女弟子前来拜师，女子自称名叫莫问奴，因为仰慕先生大名特来求学。

朱熹百般推辞，称男女授受不亲不方便为女子讲课，却不想被莫问奴将了一军，孔子说过有教无类，先生这是要对求学心切的小女子区别对待吗？

莫问奴一句话把朱熹给噎住了，你男女再授受不亲也打不过孔子有教无类吧，无奈之下只好收下莫问奴为徒，与其他弟子一同受教。莫问奴白天读书学习，晚上给朱熹点灯侍读照顾朱熹，当时朱熹夫人已经过世，时间长了二人渐生情愫，便结为夫妻。

莫问奴嫁给了师父本是喜事一桩，可没过多久有学生认出了莫问奴，说你不就是早先自焚殉夫的胡丽娘吗？你怎么又变成莫问奴来嫁给师父了？

莫问奴一看被认出，只好承认自己身世，自己原本是江南歌女严蕊的女儿，严蕊当年因为与唐仲友相好，朱熹查办唐仲友不成便严刑拷打严蕊，想从严蕊口中得知唐仲友的犯罪事实，然而严蕊宁死不屈守口如瓶，最终被无罪释放。

获释后的严蕊离开了台州嫁了人，生下一名女儿取名胡丽娘，女儿长大后许了婆家，然而还没等嫁过去丈夫就死了，婆家骗胡丽娘丈夫没死，不成想到了之后才知道丈夫已经死了，胡丽娘本人也被关了起来给丈夫守活寡。

母亲年轻时的悲惨遭遇加上自己的悲惨遭遇，让胡丽娘对曾经拷打母亲的朱熹充满了愤恨，终于一天一把大火烧了婆家，自己跑出来隐姓埋名接近朱熹，想要报仇，再次没想到相处的时间久了爱上了朱熹，竟然与仇人结为夫妇。

胡丽娘这边被朱熹弟子拆穿，那边也已经被婆家人知道了下落，于是婆家人蜂拥而至要把胡丽娘捉拿归案，胡丽娘万般无奈之下只好逃进武夷山，婆家人在后面穷追不舍，最后胡丽娘走投无路跳下悬崖。

以上就是朱熹拷打歌女严蕊的故事梗概，除了严刑拷打无辜歌女，还与作为自己学生的小辈女子结为夫妇，简直令人不齿。

然而这个故事是假的。

朱熹因为名气太大，一生的年谱在史料之中记载的清清楚楚，淳熙十年朱熹回到武夷山后在此待了八年，哪怕严蕊后来落籍之后立即嫁人生女，小女孩儿在朱熹离开武夷山最后一年也才八岁，让一个八岁小女孩儿去求学嫁人，这不胡扯吗？

这个故事显然是有人专门杜撰出来给朱熹泼脏水的，至于杜撰者可能是何人，想必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

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光宗即位，首相留正一直对朱熹印象很好，在他的多次劝说下，朱熹应诏担任漳州知州。

到了漳州，朱熹发现当地百姓全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为什么后世以史实为依据的正统主流观点中，朱熹从来都是个圣贤，我想从朱熹的为官之道就可看出端倪。朱熹一生做过不少地方官，每次到任之后总是先体察民间疾苦，施政原则只有一个，那就是是不是有利于百姓生计。这次到了漳州也一样，朱熹发现有压在百姓头上的两座大山：一座是赋税太重；另一座是土地兼并太严重。

赋税太重其实是南宋整个国家的问题，国家各项开支太大只能苦一苦百姓，但对朱熹来说一切宏观战略都应该基于百姓生活出发，否则就是恶政就得改。尽管此前在其他地方为官期间也多次上疏请求减免赋税而不得，朱熹这次依然再次上疏请求减免赋税，这次也还真收到了成效，朝廷批准减免了漳州地区每年共一万多贯钱的苛捐杂税。

说多不多说少不少，总归也算是办成了一件事儿。可与减免赋税相比，土地兼并问题就严重的多了，当地地主豪强在朝中各有靠山，朱熹请求重新丈量土地的奏疏报上去之后，朝廷里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旷日持久的扯来扯去，一直扯到当年年底终于同意。

正当朱熹以为又能为百姓办好事儿的时候，绍熙二年正月，朱熹长子朱塾病逝，当时朱熹已经六十二岁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让朱熹深陷悲痛之中，没了心思再在漳州履职，上疏辞官回乡为爱子料理丧事。

丧事过后，朝廷又改派朱熹为潭州知州，潭州任上没过多久就发生了绍熙内禅，光宗被赶下台，宁宗即位。

宁宗上台之后，由于业务水平低下导致朝政处理起来非常困难，为了帮皇帝尽快提高业务能力，宰相赵汝愚想了个门儿：给皇帝请个好老师。

给皇帝请老师，那自然要请名满天下的学问大家，在当时的南宋，学问大家第一人的称号自然非朱熹莫属。而赵汝愚请朱熹入朝做帝师却并非仅仅因为学问，还因为朱熹是自己的政治盟友。

朱熹的学术主张是理学，而当时包括赵汝愚在内的大部分官员都认可理学的概念，召朱熹入朝有百利而无一害。绍熙五年十月，朱熹被任命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来到临安开始了他的帝师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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