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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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能够出现在此处，还是办案经验多使然。多年来他在巡回法庭审案过程中，见识过太多的奇葩官员，其中胆大包天的所在多有。

洪应明调查马文英被杀案，《南京日报》办事处被烧；马俊贤在离开巡回法庭之后，险些被灭口。这些已经掌握的情况，让海瑞判断出浙江出现了大问题。

但在没有具体线索的情况下，海瑞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巡按张文熙这些天把杭州大营仓储查个底掉，也没找到马文英这个仓大使账目存在什么问题。直到“马文英烈士”案发，才从另一个角度暴露出浙江驻军问题的一角。

此际朝廷军改尚未彻底完成，地方驻军仍在巡抚麾下，“马文英烈士”案发，吴善言难辞其咎。海瑞犹豫再三，还是利用自身权限，向朱翊钧发了直奏。

为保完全，他还自费给张居正同时发了一封光报信，为了把事情说清楚，在尽力压缩的情况下还是花了四百多两。幸亏火耗归公改革之后，海瑞的俸禄大增，否则打死他也拿不出来这笔钱。

其实这钱花的冤枉，海瑞这穷官只要随便给张居正发几个字，以张居正对海瑞操守和资产的判断，也能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奏章和信件同时到京之后，果然引起了朱翊钧和张居正两人的高度重视。朱翊钧对军事改革是极度敏感的，海瑞奏章中所言的有人假冒烈士、虚领田饷的问题，必须一查到底。

海瑞在成为南京大理寺卿之后，平常很少如同其他高官一般，没事也利用银章直奏请安。他的奏章言必有物，次次都能解决政策问题。但因为光报线路紧张，海瑞从未用光报发奏。如今一反常态，利用了光报，说明浙江的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但朝廷和海瑞一样，对浙江的问题掌握的都不多，这几年安全局也没有关于浙江异动的情报上来。朱翊钧和张居正商量了一下，认为不管浙江存在什么事儿，吴善言这个最高长官一定是有问题的，因此最佳处理方案是立即将之停职，让一个有决断力的大员接替，配合都察院将浙江的问题根源挖出来。

张佳胤是张居正的铁杆，这些年官位稳步上升到了三品。其人杀伐果断，有酷吏之风，昔年起复高拱的邵芳大侠就是他捕杀的。张居正向朱翊钧推荐了他之后，朱翊钧也觉得这人合适，因此才有了那份光报诏旨。

二月底，杭州左右大营蠢动，海瑞也得到了消息。他在杭州不认识特别信任的官员，掌握不了内情，只能心急如焚。

从二月底开始，他先后派出好几拨人到光报局打听，问朝廷有无给他的诏旨，结果光报没接到，南京兵部侍郎张佳胤先到了他的行辕。

海瑞问他何来，张佳胤笑道：“总理大臣前两天给我发了光报信，让我到你处接旨，道是接替吴善言，诏旨应该也快了。”海瑞大喜，将自己掌握的情况和盘托出。

等三月初二日，听说营兵出营到驿政宾馆告状，海瑞心知吴善言已经发动。他和张佳胤一样，没有诏旨什么也做不了，无奈之下，两个大员直接到光报局坐等。

幸亏当日十时，诏旨跨过了北直隶的大雾，到了杭州光报局。海瑞和张佳胤因事情紧急，生怕张文熙遭遇不测，立即骑马直奔，最终将吴善言拿下。

......

张佳胤尽管着急，但接高官之印手续繁杂，其中最重要的是要理清衙门账目，否则接任官就得理前任的旧账亏空。

张佳胤虽然带着幕僚加班加点，但在吴善言不配合的情形下，待查过巡抚衙门账目，接了印信，已经是三月初五。

此时海瑞等三人这才有时间坐在喝茶，一起理理来龙去脉。

待将各自掌握的情况交流完，海瑞心有余悸道：“没想到吴善言真敢逞凶，也幸亏念华机灵，否则等我和张巡抚去时，也晚了。”

张文熙这些天也觉得自己当时发挥超常，闻言哈哈笑道：“这吴善言想不开事情。如今圣天子在位，他就是利用兵变杀了我，还能瞒天过海不成？巡按死在兵变之中，他至少也要下狱——能得保首领也悬。”

海瑞和张佳胤对视一眼，张佳胤咬牙道：“如此说来，若吴善言犯下的罪过被揭露，后果比引发兵变严重的多！不知道他到底隐瞒了什么。可惜，诏旨中没授我审问吴善言之权......”

海瑞听了微笑道：“这个不妨事。昨日朝廷新发诏令，官员待堪有新规了。”

张佳胤疑惑道：“我怎么没接到？”

海瑞笑道：“还是张江陵先给我来的光报信，想让我给你们解读这诏令，正式诏令字数太多，没办法发光报，再有五六天才能到呢。”

“总理大臣的信也简短，但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此诏令简称‘双规’，要求待堪官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换言之，叫做隔离审查！”

......

《关于对待堪官员实施隔离审查之诏令》在朝廷酝酿了许久，终于被浙江马文英烈士案诱发，在京发布之后，特急发往杭州。

“刑不上大夫”制度出自《礼记》，是封建王朝以德治国的一种执政思路，其核心思想是“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同时，这制度也维护了上层建筑的体统，有助于愚民。

对于“刑不上大夫”这条礼制，历朝历代都有具体措施予以保障。例如魏明帝制定“新律”时，首次正式把“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写入法典之中，使封建贵族官僚的司法特权得到公开的、明确的、严格的保护。从此时起至明清，“八议”成为后世历代法典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历经一千六百余年而相沿不改。

在大明建极之后，太祖也尝与侍臣谈论对待大臣的礼节问题，太史令刘基对他说：“古代公卿有罪，通常诣请自裁，从不轻易施以污辱之刑，目的在于保存大臣的体统。”侍读学士詹同也说：“古代适用刑不上大夫的原则，以鼓励形成廉耻之节操。如果能做到的话，则君臣之间的恩与礼就都可以实现了。”朱元璋对此深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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