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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丰满

第七章 公益与慈善(节选)

目前,公益慈善在中国备受关注,对于民营企业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社会上有很多误解。我认为从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和成长阶段来看,中国的民营企业、富人或者说是财富创造者在这件事情上做得相当不错,但是以后还应该做得更好。

巴比晚宴

我说民营企业在公益慈善方面做得相当不错是有根据的。第一,在目前中国法律制度、特别是税收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私人捐款在去年已经超过了公部门包括国企的捐款。民营企业解决了70%的就业,上缴了国家50%的税收,但只占用了30%的公共资源。国企占了70%的公共资源,才解决了不到30%的就业,也才缴了一半的税,盈利部分还只上缴15%给政府,可是它的捐款远没有民营企业多。

第二,中国的民营企业才是第一代,我和王石等人去全世界考察很多公益基金,发现我们做得确实相当不错。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短的有几十年、上百年,长的都已经几百年了。比如美国,和它市场经济最初30年来比,我们做得要好很多。比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做得非常好,可是他们家那个基金会是到第一代快结束、第二代才开始设立的。我们现在是一代还在奋斗着呢,已经开始捐钱了。这几年我们从公司到个人都在做慈善和公益,所以我们觉悟得不晚,动手也不晚。再和比尔·盖茨比,他1970年办公司,办基金会是20年以后的事情。万通创建第15年就办了基金会,也比他起步早。巴菲特从赚钱到他决定全部捐出去是30多年以后的事情,而我们的民营企业家没有哪个人是赚钱30年后才想起捐钱的,更何况在美国有50%的遗产税在前头等着,他们大规模捐给个人的私募慈善基金,在利益上并不吃亏。

关于裸捐,除了陈光标不断号召提倡外,在社会上响应者似乎并不多。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曾经来中国请一些企业家吃饭,我也参加了,当时听两位先生讲话,有几点印象深刻。

比尔·盖茨强调捐款和慈善不应该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比如我们每天能吃到肉,不能为了帮助别人,自己不吃肉,就吃剩菜。作为正常人来说,应该是在保障自己正常生活的前提下同时帮助别人。所谓舍己为人,是发生在极少数情况下,比如你跳下水救人,自己却牺牲了,但那些人当时都没有想死的。在公益慈善当中,多数情况下不应一味提倡舍己助人,而应该是护己,保护自己正常的生活、工作状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用多余的能力、时间和金钱帮助别人。我觉得比尔·盖茨讲得很实在。

另外他和李连杰都强调慈善公益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是大家都要做的事情。每个人帮助别人的方法不同,比如医生免费帮人做手术,老师免费教人读书,这里用的都是能力;有的人能力弱一点儿,就陪伴老人,用的是时间,这也是很好的善心、义举;有些人财务能力强一点儿,时间少一点儿,就拿出金钱来帮助别人。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做慈善,这应该变成社会普遍的道德,而不应该只是跟钱有关的事情。

巴菲特就讲,捐款这件事情要自愿,什么时候想明白了再弄。他说自己也是30多年后才想明白这件事情,然后就做了。这是个人的事情,不应该强迫。

说到裸捐,娃哈哈集团宗庆后强调:企业最主要的职责是好好经营,只要你努力经营企业,那么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赚钱后大量缴税,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善。如果你把钱都捐完了,企业没有了,或者说企业发展的动力没有了,你不能再挣钱,那日后再捐钱就没可能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捐不捐、捐多少,是个人的事情,用不着谁来教谁,你自己要捐就捐,不能拿来作为衡量公众道德的一个尺度。

我的观点是:从中国近代的历史过程和发生规律来看,有两点特别重要,第一,不管怎么捐、捐多少,钱不能捐给政府,要捐给社会,因为捐政府和捐社会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把钱捐给社会,意味着捐给各种各样的公益组织,钱还在民间;在美国有12万个公益组织,中国现在只有2000个。每一个公益组织都是相对独立的,这样社会越来越强大,公益舞台越来越大,政府越来越小,这是一个趋势,符合未来公民社会、法制社会的要求。上个世纪50年代大家全部裸捐给政府了,变成了国有资产,结果经济还是到了崩溃的边缘。政府办企业是没有效率的,政府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最后领导的权力不受约束,公权力就会无限蔓延,必定祸国殃民。

第二,不应该全部捐,因为如果在捐款过程中伤害到财富创造的能力和自由企业制度,这样会破坏市场经济。如果上世纪50年代只捐10%,哪怕捐给政府捐错了,但是企业还在挣钱、竞争、发展经济,这样市场经济的逻辑没有改变,民间的创造财富的活力不会被抑制、消灭。捐款一旦变成裸捐,必然伤害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伤害现代企业制度,从而使财富创造源流枯竭,经济崩溃,最终人们得到的福利反而会减少,甚至走向绝对贫困化。

我们主张理性慈善或公益,即通过公益组织,提高公益效率,然后企业持续地理性捐款。万通做出决定,www.youxs.org,非上市公司捐1%,根据能力大小,高管、员工自愿捐,不影响大家正常生活。

关于陈光标高调慈善的行为,社会各界评价不一。有媒体称之为慈善暴力,即你在晒你的善行时,可能灭了别人的自尊。台湾马英九就提到,善是好事情,但是行善要照顾到接受者的观感和尊严。比如一个母亲,看到儿子跪在那儿跟别人要钱,你说她会不会伤心?你晒你的善等于晒了别人的穷,晒你的强等于晒了别人的弱,晒你的自尊就晒了别人的自卑,晒你的光荣就晒了别人的耻辱,这就是慈善暴力。

另外,高调慈善是不是遵守了法律?比如有人质疑陈光标到台湾这样发钱,是否违反了外汇管理局规定,因为通常一个公民不可以短期带这么多现金过去;如果他在当地借了钱,然后回来还人民币,这属于逃汇行为,需要在法律上进行解释,但是陈光标至今没有解释。

还有你是不是善待员工?假如员工都没有照顾好,对亲属的态度也过于严苛,你这样去晒钱就不太近情理。如果是万通,我为了个人做首善,把大家工资克扣一半,大家肯定不会支持。因为我们相当于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不能伤害到最亲近的人的利益。据说陈光标家里最亲近的人都得不到他的施舍,他却去捐钱给最远的人,这难免会让人对他的动机产生疑虑。

当然,即使这样,民众还是对我们有更大的期待。我们还应当继续进步,做得更多更好。

但是,社会和政府还是应该肯定大家、鼓励大家继续做社会公益和慈善。如果既不保护又不鼓励,也不能制定出相应的免税政策,那大家就有可能觉得委屈。西方人捐一块钱等于只捐五毛钱,因为可以抵税;我们捐一块钱等于捐一块五,因为我们通常是将分红的一部分捐出去,而这部分是已经缴了税的。所以社会应该对这些先富起来的人有积极客观的评价和鼓励,他们才有动力继续做下去;社会若再提更高的要求,他们也会积极回应,做到善无止境,通过扬善推动社会进步。

公益组织的治理:独立、透明与专业

在治理结构上不管私募、公募,目前都面临三个重要问题。一是独立性。它既不是政府的,也不应该完全依附于某一个团体、企业、个人。目前看独立性都不够,政府的公募基金相当于准事业单位,如红十字会,它有财政拨款,相当于政府的一个下属部门;政府下边的公募公益基金大部分没有独立性可言。壹基金相对来说往前走了一步,但还在努力当中。私募公益基金大多是个人、企业捐款,它的独立性就是怎样和企业的经营不要纠扯,这在目前是一个挑战。如果不独立,治理上就会出现问题。比如有一次电视台做节目过程中,我问一个企业公益基金的理事长,我说,你是公司的CEO,怎么又同时兼公益基金的理事长呢?这两件事情本身是冲突的。独立性表现在业务上不能够交叉,人员上要绝对独立。

二是透明度。一定要确保善款用到对的地方。如果不透明,没有监督,像前面讲的上海红会的人用善款大吃大喝,那别人就不会再捐款了。没有透明度,公益基金的募款一般很难成功,这类似于上市公司,你不透明,谁敢买你股票呢?

现在万通公益基金、腾讯公益基金、爱佑华夏基金、友成基金、壹基金等透明度都很好,年报全部上网,管理费用绝不超过10%。爱佑华夏基金做得最好,每一单都能查到捐给了哪个小孩儿,并且可以跟这个小孩儿联系,看到被捐的小孩儿能活下来,让人很有成就感,这让好事落在了实处,所以现在爱佑华夏发展很快,手术成功超过1万例,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儿童心脏病的救助基金。

第三是专业性。中国目前特别缺少专业人才。壹基金现在做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学院,培养专门的公益人才。现在国外很多大学都开设公益类科目,有专业教授和专业研究,中国这方面刚刚开始。目前来看,政府管的公募公益基金,大量派机关干部去做,不是好办法,关键是人员不够专业。企业的私募公益基金大量派企业人员去做,也不够专业。这些做法使公益基金的专业化水准提高很慢,他们做项目经常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治理水平也有限;机关派来的人容易把公益组织做成政府,就像红十字会,企业派来的人容易把它办成企业,什么事情都问老板。这同样会导致它既不独立,又不专业。

在治理上最大的问题是组织效率。我参加的公益组织中,治理最复杂的是阿拉善基金和壹基金。阿拉善基金有180多人参与,怎么让这么多人的公益组织提高组织效率呢?章程委员会总在研究治理结构,希望提高组织效率。它由生态协会和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两个机构组成,后续参加生态协会的会员必须给企业家环保基金会捐10万块钱才能成为会员,然后你就能够选举理事会,理事会再选举理事长。这个选举极其复杂,今年又到换届之年,将成立一个选举委员会,专门来处理选举事宜。这个协会里有将近20家台湾企业,台湾人特别会选举,帮我们建立了一整套有效的选举办法。但是最近又碰到新问题,因为各地发展的企业越来越多,按照海选制度,每个人都是选举人,也可以成为被选举人,若按简单的多数票当选,很容易造成拉帮结伙,各推自己的人,从而忽视整体愿景和组织协调,所以需要改善。企业成员对阿拉善基金的批评有两种,一种说应该保证大家共同参与,发展速度可以慢点儿,重点在于扩大影响;另一种说法是这样办事效率太低。

壹基金现在的理事长是周其仁,副理事长是王石,平时日常执行都是王石,秘书长是杨鹏,另外有九个理事,监事长是由深圳民政局派来的。从目前开会运作的情况看,壹基金的效率比阿拉善基金要高,在公募基金里采取了很规范的治理方法。

未来基金会之间的竞争,将来自四个方面,即独立性的竞争、透明度的竞争、专业性的竞争和组织效率的竞争。组织效率里有一条就是募款的效率和花钱的效率,因为你募款的速度越快,募的数量越大,你必须捐出去越快,捐的数量越大,这才有效率。公家的公募基金募款能力很弱,花款能力很小,管理费提的比率越来越大。如果他1年能募10亿,这点儿管理费不算什么;但是如果它募不到钱,那管理费就会提取得越来越多。壹基金为什么敢说只有5%呢?因为它募款能力强,募款多了,管理费比例不就小了吗?这就是效率的比较。

怎么样提高募款效率?我曾经受过TNC的募款培训。我听到一个方法很有意思,它看着没有效率,但实际效率非常高。西方人经常对有钱人的遗嘱表示关注,中国人可能会不习惯,但是西方人可以接受,一般人要死了的时候给钱很大方;那些募款人就和有钱人讨论遗嘱,让他在遗嘱里尽量将捐赠数额写多一些。这样看着没有效率,因为离人家过世还早呢!但是如果有1000个目标人,按照概率,每年总会有几个走的,所以募款效率其实相当高,而且遗嘱是立即生效的。

另外要研究花钱的效率。爱佑华夏基金的花钱效率就很高,这样导致募款效率进一步提高,大家愿意给它钱,这样就形成良性循环。万通公益基金也在努力做到这点,它3年前创办,目前已成为北京私募公益基金中的治理标杆。它的独立性不错,11个理事万通公司只占3个;在5个人组成的项目委员会中,万通只占1人;另外,理事长也不是万通的人,而是全国人大环资委研究室退休的专家,他有环境保护的政策法律方面的知识背景和经历,我以前都不认识,是别人介绍的;秘书长也不是万通的,是猎头公司找的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毕业生,以前在国际NGO做过的专业人士;在业务方面,他所做的事情跟万通的盈利机构是绝对分开的,目前已经做了40多个生态社区,他愿意做哪儿、跟谁做,都是他们来决定,我也不知道,都在网上看公开的内容。这就是独立性,表现在人员和业务两方面都要独立。

另外在透明度方面,万通公益基金的年报、日常事务都挂在网上,平时每三个月给捐款公司做汇报,年底再做一次总结。专业性方面,尽量聘请专业人才,聚焦在可度量的生态环保项目上,保证项目做到可度量,这样每年有大量可度量的成果,比如碳减排具体减了多少吨,有一个数量化的标准。万通公益基金履行了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公益回报了社会,同时让万通的价值观跟社区、人群、社群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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