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

汉代初年，一度选取了道家学说作为统治思想，但同时存在着百家争鸣的余波，秦代对思想界的高压政策被解除了，儒家和道家又重新活跃起来，而法家也还有一定势力。当时汉代统治集团面临着选定统治思想的迫切任务。汉代初年的几十年间，黄老之学受到当时朝廷的尊崇。汉初虽然尊崇黄老之学，但儒家学说也很流行，出现了兼综儒道学说的思想家陆贾和贾谊。

一、黄老学派及其代表人物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经法》等书可能就是《黄帝书》的重要部分。从历史记载来看，黄老之学的经典是《黄帝书》和《老子》。《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黄帝书》有《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君臣》。班固自注：“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这些书都是战国时人写作的，假托黄帝，而内容与老子相近。这些书后来都失传了。这些书中的思想属于道家，但也采纳了一部分法家的思想和儒家的观念。其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等语句，经常为汉初人所引用。

汉初黄帝学派的主要代表有盖公和曹参。曹参于汉惠帝初年任齐相，《史记》中叙述曹参的事迹说：“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俗。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盖公和曹参的主要思想是主张“清静无为”。后来曹参又任汉相国，也是采取这个办法。

司马迁称赞曹参说：“参为汉相国，清净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所谓清静无为，所谓与民休息，即是对于地主阶级的活动，对于自耕农民的生活，尽量不加干涉，任其自然发展，这在当时对于受到战争破坏的封建经济的恢复，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汉初用黄老之学为指导思想，就是因为经过多年战争，生产遭受破坏，又鉴于农民起义推翻秦朝的教训，首先要安定人民生活，缓和阶级矛盾，所以采取了清静无为的方针。

二、陆贾的《新语》

陆贾（约前240—前170年）是汉初著名的著作家、思想家，是汉高祖刘邦的一个谋士，著有《楚汉春秋》和《新语》。关于《新语》的著作缘起，《史记》叙述说：“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新语》中的主要内容是总结秦亡汉兴以及历史上兴亡成败的经验，为汉代统治者提供一个治国方针。他所提供的治国方针以儒家的“仁义”为主，而以道家的“无为”为最高理想，又为仁义无为的思想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唯物主义理论根据。

陆贾区别了天道和人道，并且讨论了天人关系问题，他说：“尧舜不易日月而兴，桀纣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故世衰道亡，非天之所为也，乃国君者有所取之也。”这是说，天道和人道是有区别的，社会的治乱兴衰，是由统治者的政治措施造成的，与天无关。但是，陆贾又以为，人事也能影响天。所谓恶政会引起恶气，恶气就引起灾异的说法是不科学的，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但他这里所讲的恶政与灾异的联系是一种机械的因果联系，并不是天意、天命的体现，这和以后董仲舒宣扬的天人感应学说还是有所不同的。

陆贾以为，万物是天地所生成的，有了人类，然后有所谓“道术”出现。有天有地，然后有物有人，万物和人类都是天地间“气感相应”而生成的，至于道术乃是有了圣人之后才出现的。因此，天地万物和人类都是可以被认识的。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

陆贾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出发，还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求长生不死的神仙思想和宗教迷信。他认为，人们“苦身劳形，入深山，求神仙”是“非所以通世防非者也”。这是说，求仙祈长生对于世事毫无补益。他尖锐批评那些鼓吹宗教迷信的人：“不学诗书，行仁义，尊圣王之道，极经艺之深，乃论不验之语，学不然之事，图天地之形，说灾变之异，乖先王之法，异圣人之意，惑学者之心，移众人之志，指天画地，是非世事，动人以邪变，惊人以奇怪……”他认为那些“不验之语”、“不然之事”都是不可讲不可听的，那些“邪变”、“奇怪”的事情都是不可信的，宣扬这些迷信不会有良好的结果。

陆贾的自然观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

陆贾强调仁义的重要，他说：“危而不倾，佚而不乱者，仁义之所治也。……守国者以仁坚固，佐君者以义不倾，君以仁治，臣以义平。”仁义是定危拯乱的方法。陆贾所谓仁义也就是先秦儒家所谓的仁义，他以仁义为最高的道德准则。

陆贾认为，政治的最高理想是无为。他说：“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谟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陆贾赞扬无为，是把先秦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糅合在一起的。孔子也曾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陆贾还指斥秦代的过分有为说：“秦始皇帝设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愈烦，天下愈乱……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秦代统治之所以不能维持，迅速崩溃，就是由于过分违背了无为的原则，对人民压榨太甚。陆贾讲无为的境界说：“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老者息于堂，丁壮者耕耘于田，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子亲。”由此可见，陆贾所谓无为就是主张朝廷和官吏对于人民的生活不要进行过多的干涉，以便恢复战乱后的封建经济。因此，他认为，这样的“无为”也就是“有为”。

陆贾宣扬无为，与当时的黄老之学有一致之处，但他既讲无为，也讲仁义，就与道家学说不同了。陆贾是兼综儒道的思想家。

三、贾谊的哲学思想

贾谊是汉初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思想家，洛阳人，生于公元前200年，死于公元前168年。他的议论文章，后人编为《贾谊新书》，班固摘选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录入《汉书·贾谊传》中。贾谊还写了《鹏鸟赋》等文章，其中也表述了他的哲学观点。

他总结了秦朝统治被农民起义所推翻的经验教训，向汉文帝提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中央政权、削弱诸侯王地方割据势力、抵御异族侵略等有关政策方针的一系列建议，对汉代政权的巩固和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在《鹏鸟赋》中，贾谊继承并发挥了先秦时代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和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他肯定了变化的无穷无尽，他说万物变化，就是形气转续，是永远不会停止的。他还指出：变化是对立双方的相互转化，一切对立双方都必然相互转化，对立双方不断相互转化，就是统一的意思。万物变化的根源何在？他解释说：“万物回薄兮，震荡相转。云蒸雨降兮，纠错相纷。大钧播物兮，块虬无垠。天不可与虑，道不可与谋。迟速有命兮，乌识其时？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这里提出了天地、阴阳、大钧、造化在世界生成中的作用。天地好比火炉，阴阳好比炭火，造化即是大钧，是变化的动力。大钧、造化是什么？他没有明说。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大钧或者造化是无“虑”无“谋”，即没有意志没有目的的，是一种无意识的动力。因此，也就是说，万物是在那里自然变化着的。从这一点看，贾谊表现了唯物主义的倾向。

贾谊还著有《道德说》、《六术》等篇，讲“德有六理。何谓六理？曰道德行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在这里，贾谊认为“德”是具体万物以至仁义道德的根源。他说“德之所以生，阴阳、天地、人与万物也”，仁是德之所以产生的根源：“仁者德之出也，义者德之理也。”他又说，一切变化也从德中产生，所以又说：“德者，变及物理之所出也。”但是，“德”又是从“道”中来的，以“道”为本。

这就是他说的“变及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各有条理以载于德。德受道之化而发之各不同状”。又说：“物所道（导）始谓之道，所得以生谓之德。德之有也，以道为本。”关于“道”的性质贾谊没有详细地论述，只是说“道者无形，平和而神”，但就他说“德者离无而之有”的意义看，他关于所谓道与所谓德的说法，显然是渊源于老子的。《六术》篇中强调“以六为度”，当是受了秦朝“以水德王，数用六”的影响。后来贾谊向汉文帝建议“改正朔，易服色”，主张“色尚黄，数用五”。《道德说》、《六术》等篇以六为基本数，显然是贾谊20岁以前写的。《道德说》文字很晦涩，思想内容不明确，是贾谊早年不成熟的作品，他后来所写的《鹏鸟赋》中，就比较明确地表达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

贾谊考察了秦代兴亡的过程，分析了秦亡的原因。他认为秦朝迅速灭亡的原因在于不行“仁义”。秦吞并六国，统一海内，表现了强大的力量，但是仅仅十几年的时间，秦朝就被人民所推翻了，这证明人民的力量比秦更强大。他说：“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为家……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认为攻（取）与守需要不同的方法，攻是进行兼并战争，可以用“诈力”；守是巩固统一政权，必须用“仁义”。他所谓仁义主要是安定人民的生活，使人民能安居乐业。贾谊认为，统治者必须照顾人民的生活，“凡居上位者，简士苦民者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谓智”，“故有国畜民施政教者，臣窃以为厚之而可耳”。对待人民，要从宽从厚。他认为必须重视人民的衣食，“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只有“足民”然后才能“治民”。

贾谊深刻考察了人民推翻秦朝统治的历史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人民力量的巨大，得出了“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的结论。他指出，民是国家的根本：“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贾谊所谓民，不仅指劳动人民，也包括没有做官吏的地主阶级中下层，凡受国君和官吏统治者都是民。但是贾谊仍然认为民是没有知识的，他把人民看成群盲。他说：“夫民之为言也，瞑也；萌之为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无不化也。”但他认为，这些群盲却是不可侮的。“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贾谊认识了人民的力量，这是贾谊思想的进步之处所在。

贾谊着重论述了礼与法的区别和联系。他认为法固不可不用，而礼更为重要。他说：“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耳，岂顾不用哉？然而日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所谓礼是道德教育，让人民从思想上服从统治。他认为礼有保民的作用。礼可以稳固国家的社会秩序，是使民维护国家的方式：“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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