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珍闻录

一、民主革命时期的亲密战友

生于1893年，生于1898年，长5岁。是湖南长沙湘潭人，是湖南宁乡（县）人，两人是很近的同乡。青年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读书，在长沙育才中学上学，求学的城市也是一样的。

和第一次会面是在1922年。这一年，留苏归来的奉陈独秀之命，去长沙处领受任务。时任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支部主任，与杨开慧和子女住在长沙清水塘22号，这里同时也是湘区执行委员会机关。在这里，见到了和杨开慧，并认识了因闹学潮被开除，正住在和杨开慧家里，充满朝气、端庄秀丽的何葆贞。随后，派到安源和李立三一起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半年之后，1923年4月，在欢庆安源罢工胜利的日子里，由和杨开慧牵线撮合，何葆贞和结婚。这是的第二次婚姻。1925年，离开湖南赴广州，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此一去，直到1933年在中央苏区才又和共事。

1932年，因顾顺章、向忠发先后叛变，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向中央苏区秘密大转移。同年12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的，化名唐开元，告别妻子何葆贞和两岁的二子刘允若，经过化装，离开上海，辗转前往中央苏区瑞金。到苏区后，于1933年1月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局委员长。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那时的与，都受到王明、博古“左”倾冒险主义的排斥和打击。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任政治局委员的在发言中支持的正确意见。同年12月瓦窑堡会议后，奉党中央、之命，赴天津任中央北方局书记，负责领导党的白区工作。

1938年，建议留在中央指导华北工作。1939年7月8日至12日，在延安马列学院发表影响深远的《论员的修养》长篇演讲，并因此被誉为“党内理论家”。

1941年9月，陈云等同志提出：少奇同志与同志都是苏维埃运动后期正确路线的代表，应该给以重要的领导责任。这个提议和的想法一致，得到赞同。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党中央电召回延安工作。同年6月30日，在由华中回延安的路上，在山东分局召开的纪念七一干部大会上作党的奋斗史报告时指出：党已有了经过长期锻炼的坚强干部，也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更有了精通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为每一个党员所拥护的党的领袖同志。这是第一次突出地宣传。1943年1月1日《解放日报》大字标题“庆祝元旦，欢迎少奇同志回延安”，由此也可见对的重视程度。

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改组书记处，由、、任弼时三人组成。提议书记处应设一个主席、其他两个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会议一致推选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主席。这样，在党中央形成了以为第一把手、为第二把手的新格局。

从这时开始，在很多场合更加大力宣传在党的历史上的功绩和理论贡献。

1943年7月，党诞生22周年。在写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纪念文章中不仅提出了“同志的思想体系”概念，而且仿效斯大林捍卫列宁、批判俄国孟什维克反对派的思路，分析了中国党内存在的两条路线斗争，颂扬党的领袖“是二十二年来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

同年10月，在中央政治局的整风会议上，说：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还有五个人，只有少奇同志和我是受他们反对的，其他是拥护王明、博古路线的。要改造中央，就非经过各种步骤，使大家觉悟成熟不可。

通过延安整风，的领袖地位确定下来，全党高级干部对“思想”形成共识。1945年4月20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的旗帜下了。以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在随后召开的党的七大上，负责起草和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代表全党确认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指出：新党章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是以思想来贯穿。他的报告设专节论述思想，对思想“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作了高度评价，第一次对思想的理论意义和历史作用进行了全面、系统、科学的阐释。七大还选出了、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中央书记，时称“五大书记”。

1945年8月，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8月27日，为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各区党委通知：“在毛离延期间，同志代理主席职务。”1947年3月，蒋军进攻陕甘宁边区，人民解放军兵分两路主动撤离延安。一路由、周恩来、任弼时率领继续留守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一路由、朱德、董必武率领，成立以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任副主席。1953年12月，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由主持“一线”工作。这时，高岗利用全国财经会议发难，借批安子文、薄一波，企图拱倒。明确表态支持，维护了的威信，增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由上可知，在民主革命时期，为确立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起了决定性作用，对也极为信任和支持，两人是互相支持和信任的亲密战友。

二、分歧缘起：农业合作化问题和国内主要矛盾问题

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的中国建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自创立时起就确定的奋斗目标。但是，基于旧中国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基本国情，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包括在内的中国人普遍认为，必须经过一个少则十年十五年，多则二三十年，甚至几十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时期，使中国由农业国转为工业国，待条件成熟后，再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一举进入社会主义。基于这样的普遍认识和建国初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特别是新中国工业化程度极为低下这样一个现状，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在1951年上半年，提出了以“完成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使中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为核心内容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主张。

但是，当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出现不可避免的贫富分化现象时，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个问题，与发生了意见分歧。

事情起源于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给中央、华北局写了一份题为“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该报告提出把老区农民互助组织提高一步，鼓励农民组成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增加公共积累，以限制部分农民向着富农方向发展。

接到山西省委的报告后，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立即找请示。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观点，并在山西省委的报告上作出批示，指出在目前阶段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其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同年7月5日，在中南海春耦斋为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课时再次严厉批评了山西省委的观点。之所以如此重视并反复批评山西省委的观点，是因为在他看来，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应该分两步走，先实现工业国有化，尔后再实现农业集体化，主张先让农村个体经济发展一个时期，富农也允许其存在、发展，不应急于动摇农村的私有制基础。

得知此事后，立即找、薄一波、刘澜涛谈话，表示不能支持他们的意见，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认为：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是可行的。等接受了的批评。这次谈话后，命人向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收回了7月5日在春耦斋发给他们的材料。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争论就此结束。

就此事而言，办几个合作社就叫做空想社会主义，批评话语是严重了一些，但坚持既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和路线，是正确的。土地改革后，土地个体化，经过农民辛勤劳动，农村普遍中农化，个别农民富农化，出现这种贫富分化是必然的。在土地改革尚未完全结束，农民刚刚获得土地的情况下，把农村中的贫富分化看得过于严重，开始改变自己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初衷，主张发展农业合作社，动摇私有制，直至消灭资本主义使其绝种，显然是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的。

紧接而来的分歧是关于社会主义改造进度上的分歧。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确定以后，在三大改造问题上，不管是谁，都赶不上的高速度。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最初，中央农村工作部对初级社发展的数量作了规划，要求到1957年发展到80万个左右，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20%左右。然而，由于各地党政基层组织采取强迫命令、威胁恐吓的方式强迫农民入社，到1954年春，全国初级社就已经发展到10万个。中央农村工作部于1954年4月和10月，两次修订发展规划，决议在1955年春耕前全国初级社发展到60万个，到1957年全国要有一半以上的农户入社，基本上完成初级合作化。这已经是个过快过急的计划了。

但是，在发展初级社的过程中，再次出现强迫命令、威胁恐吓的急躁冒进倾向。进入1955年春，全国初级社已经猛增到67万个，由此引起的大量宰杀牲畜、砍伐林木、生产遭到破坏的“生产力暴动”，在各地此起彼伏地严重发生。

1955年1月，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向中央和国务院报告了农村上述情况，建议将合作化运动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阶段。同意邓子恢意见，并在6月1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道：“明年发展到100万个，关一下门，办好了，让中农自愿前来敲门，关键是保证中农自愿。”这里强调“关门”和“自愿”，显然是想把急躁冒进的步伐收一下。可是，仍然认为发展的数字太少，提出明年要在65万个基础上翻一番，即达到130万个。邓子恢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应该与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发展不宜过快过急，始终坚持政治局会议批准的发展100万个，即翻半番的主张。于是，1955年下半年，进行了反对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指责邓子恢及所领导的农村工作部的方针是“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指导方针，把邓子恢及所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错误”性质确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在各省市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行政指挥下，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进程，以各地“大呼隆”入社形式，形成席卷整个中国大地的超高速发展的猛烈浪潮。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如此完成，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均如此。

接下来的分歧是关于国内主要矛盾问题上的分歧。

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主要任务，还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强调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是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1949年6月，曾指出：战争快要结束了，今后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恢复与发展中国的经济。同年8月28日，在中央东北局干部会上讲话时又说：在国内，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使中国工业化。1951年7月5日，在为马列学院学员作报告时又说：在建设时期，除开必要的国防外，一切工作和其他建设均须配合经济建设，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时期，也是主张发展经济，实现中国工业化的。

但是，到了1956年召开八大的时候，他们的看法出现了分歧。在八大所作的政治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随后，通过这个报告的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这个政治报告是由主持起草，经审阅定稿的。报告中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反映了对这个问题的清醒的认识。通过这个报告的决议，是由陈伯达、胡乔木起草的，因为时间紧急，决议的定稿没有请最后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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