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竟然是白骨精

需要说明，中国的“士”就是知识分子，士在中国要有所作为就得“入仕”。

荣登金榜则成龙成风，名落孙山则如同草芥。

当然不一定个个当进士举人，给个“地师级”、“县团级”官儿做做，最起码的条件是先得温饱，方能吟诗作赋并参悟茶道，这便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特点。

中国文人嗜茶沓在魏晋之前不多，诗文中涉及茶事的汉有司马相如，晋有张载、左思、郭噗、张华、杜育，南北朝有鲍令晖、刘孝绰、陶弘景等，人数寥寥，且懂品饮者只三、五人而已。

但唐以后凡着名文人不嗜茶者几乎没有，不仅品饮，还咏之以诗。

唐代写茶诗最多的是白居易、皮日休、杜牧，还有李白、杜甫，陆羽、卢金、孟浩然：刘禹锡、陆龟蒙等；宋代写条诗最多的是梅尧臣、苏城、陆游，还有欧阳修、蔡襄、苏辙、黄庭坚、秦观、杨万里、范成大等。

原因是魏晋之前文人多以酒为友，如魏晋名士“竹林七贤”，一个中山涛有八斗之量，刘伶更是拼命喝酒，“常乘一鹿车，携酒一壶，使人荷铺随之，云：死便掘地以理”。

唐以后知识界颇不赞同魏晋的所谓名土风度，一改“狂放啸傲、栖隐山林、向道慕仙”的文人作风，人人有“入世”之想，希望一展所学、留名干秋。

文人作风变得冷静、务实，以茶代酒便蔚为时尚。

这一转变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是历史的发展把中国的文人推到这样的位置：担任茶道的主角。

中国文人颇能胜任这一角色：一则，他们多有一官半职，特别是在茶区任职的州府和县两级的官和吏员近水楼台先得月，因职务之便可大品名茶。

贡茶以皇帝为先，事实上他们比皇帝还要“先尝为快”；二则，在品茗中培养了对茶的精细感觉，他们大多是品茶专家，既然“穷春秋，演河图，不如载茗一车”，茶中自有“黄金屋”，茶中自有“颜如玉”，当年为功名头悬梁、锥刺股的书生们而今全身心投入茶事中。

所以，他们比别人更通晓茶艺，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茶艺，着之以文传播茶艺；三则，茶助文思，有益于吟诗作赋。

李白可以“斗酒诗百篇”，一般人做不到，喝的酷叮大醉，头脑发胀，手难握笔何以能诗？

但茶却令人思勇神爽，笔下生花。

正如元代贤相、诗人耶律楚材在《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中所言：

啜罢江南一碗茶.枯肠历历走雷车。

黄金小碾飞琼雪，碧玉深瓯点雪芹。

笔阵兵陈诗思奔，睡魔卷甲梦魂赊。

精神爽逸无余事，卧看残阳补断霞。

茶助文思，兴起了品茶文学，品水文学，还有茶文、茶学、茶画、茶歌、茶戏等；又相辅相陈，使饮茶升华为精神享受，并进而形成中国茶道。

雅士茶道是已成大气候的中国茶道流派。

茶人主要是古代的知识分子，“入仕”的土为主体，还包括未曾发迹的土，有一定文化艺术修养的名门因秀，青楼歌妓、艺坛伶人等。

对于饮茶，主要不图止渴、消食、提神，而在乎导引人之精神步入超凡脱俗的境界，于闹情雅致的品茗中悟出点什么。

茶人之意在乎山水之间，在乎风月之间，在乎诗文之间，在乎名利之间，希望有所发现，有所寄托、有所忘怀。

“雅”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是品茗之趣

二是茶助诗兴

三是以茶会友

四是雅化茶事

正因为文人的参与才使茶艺成为一门艺术，成为文化。

文人又将这门特殊的艺能与文化、与修养、与教化紧密结合从而形成雅士茶道。

受其影响，又形成其它几个流派。

所以说是中国“士”创造了中国茶道，原因就在此。

这里不得不说的，就是禅宗茶道了，因为唐僧就是僧人嘛，对吧。

首先，僧人饮茶历史悠久，因茶有“三德”，利于丛林修持，由“茶之德”生发出禅宗茶道。

僧人种茶、制茶、饮茶并研制名茶，为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茶学的发展、茶道的形成立下不世之功劳。

日本茶道的一部分基本上归属禅宗茶道，源于日本本土，但有吸收中国，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明代乐纯着《雪庵清史》并列居士“清课”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

“煮茗”居第二，竟列于“奉佛”、“参禅”之前，这足以证明“茶佛一味”的说法是于真万确。

和尚饮茶的历史由来已久。

《晋书·艺术传》记载：

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茶苏而已。

这是较早的僧人饮茶的正式记载。

单道开是东晋时代人，在螂城昭德寺坐禅修行，常服用有松、桂、蜜之气味的药丸，饮一种将茶、姜、桂、桔、枣等合煮的名曰“茶苏”的饮料。

清钦是宋代以后的事，应当说单道开饮的是当时很正宗的茶汤。

壶居士《食论》中说：

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

长期喝茶可以“羽化”，大概就是唐代卢金所说的“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与韭菜同食，能使人肢体沉重，是否真如此，尚无人验证。

作者壶居上显是化名，以“居上”相称定与佛门有缘。

僧人饮茶已成传统，茶神出释门便不足为怪。

陆羽生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抓抓坠地便落于佛的怀抱。

《天门县志·陆羽传》载：

或言有借晨起，闻湖畔群雁喧集，以翼覆一婴儿，收畜之。

陆羽3岁时育于竟陵龙盖寺，由主持增智积抚养，9岁跟积公学佛，11岁逃离寺院，随杂戏班子流落江湖，并学习杂艺，有所成。

28岁后交了个和尚朋友，就是诗人皎然，又称“释皎然”、“僧皎然”，28岁以后长住湖州标山那一带。

陆羽自小就跟着积公学习煮茶技艺，并迷上了这门技艺，终于在建中元年.（780）48岁时在湖州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茶学专着《茶经》。

陆羽能写成此书与他长期在茶区生活有关，但主要得益于佛门经历。

可以说，《茶经》主要是中国僧人种茶、制茶、烹茶、饮茶生活经验的总结。

中国茶道在寺庙香火中熏过一番，所以自带三分佛气。

僧人为何嗜茶？其茶道生发于茶之德。

佛教认为“茶有三德”，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可抑制**。

这三条是经验之谈。

释氏学说传入中国成为独具特色的禅宗，禅宗和尚、居上日常修持之法就是坐禅，要求静坐、敛心，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

其姿势要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通常坐禅一坐就是三月，老和尚难以坚持，小和尚年轻瞌睡多，更难熬，饮茶正可提神驱睡魔；饭罢就坐禅，易患消化不良，饮茶正可生津化食；佛门虽清净之地，但不染红尘亦办不到，且不说年轻和尚正值青春盛期难免想入非非，就是老和尚见那拜佛的姣姣女子亦难免神不守舍，饮茶既能转移注意力、抑制**，自当是佛门首选饮料。

僧人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就是种茶，培植名茶。

茶产于山谷，而僧占名山，名山有名寺，名寺出名茶。

最早的茶园多在寺院旁，稍晚才出现民间茶园。

古代多数名茶都与佛门有关。

如有名的西湖龙井茶，陆羽《茶经》说：“杭州钱塘天竺、灵隐二寺产茶。”

宋代，天竺出的香杯茶、白云茶列为贡茶。

乾隆皇帝下江南在狮峰胡公庙品饮龙井茶，封庙前18棵茶树为御茶。

宜兴阳羡茶在汉朝就有种植，唐肃宗年间（757--762）一位和尚将此茶送给常州刺史（宜兴古属常州）李栖驾，茶会品饮有陆羽出席，陆羽称“阳羡紫笋茶”是“芳香冠世产”。

李刺史心有灵犀一点通，便建茶会督制阳羡茶进贡朝廷，自此阳羡茶点了“状元”，身价百倍。

显然，阳羡茶的最早培植者是僧人。

一屯溪绿茶站名松萝茶，是一位佛教徒创制的。

明代冯时可一《茶录》记载：“徽郡向无茶，近出松萝莱最为时尚。是茶始于一比丘大方，大方居虎丘最久，得采制法。其后于松萝结庵，来造山茶于庵焙制，远迹争市，价倏翔涌，人因称松萝茶。”

武夷岩茶与龙井齐名，属乌龙茶系，有“一香二清三甘四活”之美评。

其中又以“大红袍”为佳。

传说崇安县令久病不愈，和尚献武夷山茶，这位县官饮此茶后竟出了奇事，一百病全消。

为感激此茶济世活人之德，县官亲攀茶崖，把一件大红艳披于茶树之上，故此茶以“大红袍”名之。

不论此说是否合情理，武夷茶与佛门有线则是真实无伪的。

安溪铁观音“重如铁，美如观音”，其名取自佛经。

普陀佛茶产于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山，僧侣种茶用于献佛、待客，直接以“佛”名其茶。

庐山云雾原是野生茶，经寺观庙宇的僧人之手培植成家生茶，并进入名茶系可。

君山银针产于湖南岳阳君山，《巴陵县志》记载：“君山贡茶自清始。每岁贡18斤。谷雨前知县遣山僧采制一旗一枪，白毛茸然，俗称白毛尖。”

此茶仍由僧人种植。

黄山毛峰是毛峰茶中极品，《黄山志》载：“云雾茶，山僧就石隙微土间养之，微香冷韵.远胜匡庐。”

云雾茶就是今之黄山毛峰。

桂平西山茶初产于西山观音岩下。

惠明莱因浙江惠明寺而得名。

见之于文字记载的产茶寺庙有扬州禅智寺、蒙山智炬寺、苏州虎丘寺、丹阳观音寺、扬州大名寺和白塔寺、杭州灵隐寺、福州鼓山寺、一天台雁宕山天台寺、泉州清源寺，衡山南岳寺、西山白云寺、建安能仁院、南京栖霞寺、长兴顾清吉祥寺、绍兴白云寺、丹徒招隐寺、江西宜慧县普利寺、岳阳白鹤寺、黄山松谷庵、吊桥庵和云谷寺、东山洞庭寺、杭州龙井寺、徽州松萝庵、武夷天心观等等。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茶的发现、培植、传播和名茶的研制，佛门僧人立下不世之功。

此外还有咱们普通人的世俗茶道。

的确，茶既是雅物，亦是俗物。

进入世俗社会，行于官场，染几分官气。

行于江湖，染几分江湖气；行于商场，染几分铜臭。

行于清汤，杂几分脂粉气；行于社区，染几分市侩气；行于家庭，染几分小家子气。

熏得几分人间烟火，焉能不带烟火气。

这便是生发于“茶之味”以“享乐人生”为宗旨的。

“世俗茶道”，其中大众化的部分发展前景看好。

茶是雅物，亦是俗物。

当它进入官场，与政治结缘，便演出一幕幕雄壮的、悲壮的、伟大的、渺小的、光明的、卑劣的历史活剧。

唐代，朝廷将茶沿丝绸之路输往海外请国，一借此打开外交局面，都城长安能成为世界大都会、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茶亦有一份功劳。

唐代，文成公主和亲西藏，带去了香茶，此后，藏民饮茶成为时尚，一此事在西藏传为历史美谈。

唐代，文宗李昂太和九年（835），为抗议榷茶制度，江南茶农打死了榷茶使王涯，这就是茶农斗争史上着名的“甘露事变“。

明代，朝廷将茶输边易马，作为杀手铜，欲借此“以制番人之死命”，茶成了明代一个重要的政治磋码。

清代，左宗棠收复新疆，趁机输入湖茶，并作为一项固边的经济措施。

茶是个灵物，随国家政治的举措而升沉起伏，辉煌过，也晦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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