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竟然是白骨精

另外，对作者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孙悟空，同样也没把他简单化，如三调芭蕉扇时，由于急躁、骄傲，致使两次上当。

先是调到假扇，结果火越煽越旺，连自己的毫毛都要烧光;第二次则没讨到缩扇的口诀，只好扛着丈二长扇而回，反不料又被牛魔王轻易地骗走。

当然，这里的英雄并不是“完人”，可笑却给人启迪。

喜剧大师莫里哀说:“一本正经的教训，即使最尖锐，往往不及讽刺有力量;规劝大多数人，没有比描画他们的过失更见效的了;恶习变成人人笑柄，对恶习就是致命的打击。”

因此，当我们在嘲笑这些缺点的同时，便愉快地同它们告别了。

可是吴承恩以独特的想象力和生动的语言刻画、无限风趣的形象夸张和强烈渗透的说服力，巧妙地把艺术的虚构和客观真理结合起来，把诙谐的笔调和严肃的讽刺结合起来，把生活丑和艺术美结合起来。

这样，由诙谐与严肃的不谐到艺术美与理想美的和谐，从而构成具有民族色彩的审美形态二重性，这是吴承恩对小说讽刺艺术的贡献，也是对古代小说美学的贡献。

至于他的地位与影响的话，首先，要知道《西游记》在我国小说史上开拓了神魔小说的新领域。

因为我国最初的长篇小说是宋、元人说话艺术中的讲史，历史小说可以说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创立阶段的唯一品种。

虽然那些历史小说中也夹有神魔鬼怪的超人间现象的情节，但只是起穿插的、渲染性的作用。

最早将神魔故事从历史故事中独立出来的是元人的《西游记平话》，即吴承恩百回本《西游记》的前身。

然而，只有《西游记》以完美的艺术、精湛的表现，使神魔小说这一品种臻于成熟，从而确立了神魔小说在长篇小说中的独立地位。

其次，《西游记》在我国长篇小说史上开拓了浪漫主义的新境界。

我国早期古典长篇小说绝大多数是以历史生活为题材，揭示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歌颂进步力量，揭露反动事物，有着强烈的爱憎和明确的是非感。

而吴承恩以他那独特的艺术趣味，突破了这种基本上属于现实主义范畴的创作框框，大胆地发扬了我国传统文学中的浪漫主义精神。

从而批判地运用了宗教故事中某些艺术形式和艺术思维，通过夸张、幻想、变形、象征等手法，开拓了一个变幻奇诡、光怪陆离的新的艺术境界，以此寄托理想，抒发愤意，折射现实，从而成功地创造了伟大的浪漫主义长篇小说。

并且在《西游记》的启迪、影响下，明清两代的小说创作别开生面地出现了一大批神魔小说，给了广大读者以奇幻的艺术感受。

虽然这些神魔小说的大多数没能汲取《西游记》创作的精华，但像《封神演义》、《西游补》、《女仙外史》、《牛郎织女传》、《东度记》等，其基本创作精神还是与《西游记》相通的，并且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发展。

另外，《西游记》故事在清代还被改编为戏曲搬上舞台，甚至还出现了《升平宝筏》那样大型的连台本戏;一直到现、当代，仍然活跃在舞台、银幕、屏幕上。

《西游记》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文化瑰宝，随着世界文化的进一步交流，《西游记》由于它的浪漫主义精神，由于它的主人公反映了人类最基本的品质和特征，因此，它被更多的外国朋友所喜爱。

早在本世纪初的第一个年头，西方汉学研究先驱之一、英国剑桥大学文学教授H?贾尔斯所着的《中国文学史》专辟一章，评介了《西游记》及其作者。

一九一三年，蒂莫西?理查得出版了一本题为《赴天堂之使命》的书，是《西游记》最早的英本译。

以后陆续有人把《西游记》译成俄文、捷克文节译、英文简泽，到了一九八三年，由芝加哥大学的文学和宗教学教授余国藩翻译的《西游记》四卷本全部出版，终于使整个英语世界的读者得以欣赏《西游记》全貌的风采，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

因此说，《西游记》是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

而与西游记差不多齐名的，就是《封神演义》了

《封神演义》这本书一共一百回，成书年代难以确考，一般认为在明穆宗隆庆至明神宗万历年间(1567，1619)。

日本内阁文库藏有明万历年间的舒载阳刻本，估计是现存最早的版本，二十卷一百回，别题《武王伐纣外史》。

至于作者，目前有两种说法:一是舒载阳刻本题作“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一是清乾隆时编纂的《传奇汇考》卷七“顺天时”传奇题解云:“《封神传》系元时道士陆长庚所作，未知的否。”

长庚即陆西星的字。但这到底没有版本上的证据来得直接，因此，目前还是把作者定为许仲琳较为妥当。

和我国早期长篇小说一样，《封神演义》也是民间创作和文人加工相结合的产物。

从《楚辞?天问》、《诗?大雅?大明》、《淮南子?览冥训》、汉贾谊的《新书?连语》、晋王嘉的《拾遗记》等的记载中，可以想见秦汉魏晋时关于“武王伐纣”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的盛况。

到了元代，说书艺人汇集了民间的传说、文人的记载，编成一部讲史话本——《武王代纣平话》，第一次从小说的角度较完整地演述了妲己惑纣王、纣王暴虐、姜子牙佐武王伐纣、纣王妲己伏诛这段殷周斗争的历史故事。

到了明代嘉靖、隆庆间人余邵鱼，又按照历史记载，对《武王代纣平话》进行加工，把改写的内容编进了他的《列国志传》，其第一卷的内容，即始自“苏妲己驿堂被魅”至“太公灭纣兴国”止，十九则完全是在叙述武王代纣的故事。

不久，许仲琳就进而写成了《封神演义》。

不过，虽然《列国志传》和《封神演义》的创作时间距离较近，但是，对《封神演义》起范本作用的，还是《武王代纣平话》。

这个《武王伐纣平活》之于《封神演义》，就像《三国志平话》之于《三国演义》，关系非常密切，因袭成分较多。

赵景深先生曾在《(武王代纣平话)与(封神演义)》中，把二书逐回比较，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二书互相吻合的痕迹。

《封神演义》从开头直到第三十回，除了哪吒出世的第十二、十三、十四回外，几乎完全根据《武王代纣平话》扩大改编。

从第三十一回起便放弃《武王伐纣平话》，专写神怪，中间只是偶有穿插，直到第八十七回孟津会师，方才再用《武王伐纣平话》里的材料。

然而，作为神魔小说的《封神演义》，顾名思义，既是“封神”，又是“演义”，因此，在题材构成方面与一般的历史小说有着明显的区别。

作为讲史话本的《武王代纣平话》和作为历史演义的《列国志传》、《有商志传》，虽然有着历史小说的虚构特点，但其中并没有过多的神异情节。

而《封神演义》则发展了历史小说的想象和创造，化真为幻，化实为虚。

一方面改写了《武王伐纣平话》的某些情节，如《武王伐纣平话》写许文素进剑除妖，《封神演义》却说是云中子。

《武王伐纣平话》写“胡嵩劫法场救太子”，《封神演义》却说是仙人救去的等等。

另一方面作者在殷周斗争中揉进了不见经传的阐截两大教派的斗争，大批的神话人物，包括曾经独立在民间流传的八臂哪吒、灌口二郎、托塔天王和作者自己创造的申公豹、土行孙等，都被组织在殷、截和周、阐两个阵营的斗争中。

于是，政治集团的斗争与宗教门户的斗争混在一起，人间的战争变成了神魔斗法。

虽然作者一方面勾勒了“武王伐纣”的历史轮廓，但另一方面又给历史涂上了一层浓厚的神奇怪诞的色彩，这就体现了神魔小说与历史小说汇合的特征，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创作思想的复杂性。

怎么说呢，这部书可以说是探索历史与侈谈天命的捏合。

因为“武王伐纣”是一个纷纭复杂的历史之谜，它吸引着各个朝代的文人史家。

处在风云变幻、矛盾重重的明代社会的许仲琳，也竭力想揭开这个历史的谜底。

首先，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作者确实很难正确理解和解释历史和现实中的种种复杂现象。

于是，就借助宗教思想，捏造了一条荒唐的“斩将封神”的线索，一切都用“天命”来解释。

在“天命”面前，无所谓兴衰变迁，“国家将兴，祯祥自现;国家将亡，妖孽频出”;无所谓忠奸邪正，“几度看来悲往事，从前思省为谁仇。可怜羽化封神日，俱作南柯梦里游”。

亡国暴君纣王和被他剁为肉酱的伯邑考一样被封神，为纣王卖命的闻大师、余化龙和为伐纣捐躯的黄天化、杨任等一样被称为忠臣义士;即使是神通广大的神仙，在神圣而崇高的“天命”面前，也“个个在劫难逃”。

在这里，看不到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看不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看到的只是一些笼罩着光圈的神仙和超人的宿命力量。

于是，天命的必然性代替了历史的必然性，一场社会历史悲剧成了命运的悲剧。

就像希腊的史诗和悲剧，其中的成败得失都是奥林匹斯诸神决定的一样，任何挣扎、抗争都是徒劳的。

可见，“天命”二字是作者有意用来贯穿全书的思想线索。

其次，作为半是神魔小说、半是历史演义的《封神演义》，除了幻想的线索，还有一条“武王伐纣”的历史线索。

通过这条描写比较客观的线索，可以看出本书的思想价值。

作者一方面揭露了纣王的无道:设炮烙，置肉林，造虿盆，剖孕妇，敲胫骨;为政不仁，不恤臣民，宠信群小，杀戮大臣，沉湎在酒色之中，致使朝政日非，人心离散，民怨鼎沸，诸侯侧目。这是武王伐纣的原因。

同时，作者还仔细地描写了武王及八百诸侯奋起反商的过程，并反复阐述了“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道理。

可见，武王伐纣，是有道伐无道，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是合乎人心、顺乎民意的正义之举。

这就形象地反映了一个腐朽的统治集团和一个带有民主性力量的集团间冲突和斗争的过程，揭示了腐朽必然灭亡和新生必然胜利的历史真理。

文学作品的形象往往大于思想。

作者也许没有想到，他的这些描写客观上已经推翻了“成汤气数已尽，周室天命当兴”等宿命观念，使人们看到这些斗争和它们的结果是生活本身的规律，并不是什么上天意志的表现。

作者也曾几次说到:“纵然天意安排定，提起封神泪满襟。”

可见，作者的思想和感情是矛盾的，他并不只是对那些宿命的信条发生兴趣，现实生活中善恶、忠奸等斗争同样也能激动着他。

正因为如此，使得作品不仅在整体上具有民主性的倾向，即使在一些次要的描写中，也时常能够透露出民主性的光辉。

比如哪吒剔骨肉还父母的情节，何等激烈慷慨，表现了人要掌握自己命运的愿望。

还有哪吒持枪与父亲厮杀、广成子劝殷郊帮助武王伐纣、黄飞虎叛纣等儿子敢抗父、臣子欲伐君的描写，在那“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

父要子亡，子不亡不孝”的封建宗法制度下，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虽然作者让代表上帝的教主们去主宰人世间的万事万物，但是腐朽的毕竟已经腐朽，而在腐朽的土壤中萌芽的新生的民主根苗，一定会成长、壮大，这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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