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竟然是白骨精

并且她“心高气大”，包含着自信、自尊的合理成分，但她的自信、自尊却被扭曲了，向恶的方向发展。

比如他倚仗西门庆、潘金莲的宠爱，侮辱卖唱的盲女申二姐、残害同房丫头秋菊，后来对孙雪娥进行报复，把她卖入妓院，其凶狠不亚于潘金莲。

但另一方面她又知恩图报，对吴月娘、潘金莲落难时的态度，就表现了人性的善良。她还是西门庆家兴衰的见证人。

《金瓶梅》描写了市井出身的泼妇潘金莲、有贵妇人气度的李瓶儿和生性骄傲的丫头庞春梅。

三个女人性格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好-淫。

近代学者苏曼殊认为:《金瓶梅》是描写“下等妇人社会之书”(《小说丛语》)所谓“下等”不仅在于社会地位，而且更是从感官接受的角度来评价的。

张竹坡在其评点中认为“吴月娘是奸险好人，玉楼是乖人，金莲不是人，春梅是狂人，娇儿是死人，雪娥是蠢人??”作者以大量的笔墨描写传统中“万恶之首——淫”。

笑笑生描写丑恶的角度是独特的。

他描绘出环绕着西门庆家庭这一从封建社会变异而出的畸形产物的一群变形的女人。

她们在日益繁荣的商业文明和日益开放的两性观念影响下，开始将性作为商品交换的工具，并以这种奇异的方式进入男性社会，控制男人，这是畸形社会中妇女们的畸形出路。

这里女性没有什么贞-操的观念，不淫则贪不凶则奸。

却又仍然忍受着男性的摧残。

作者不自觉地将视点投射到这一与传统礼教妇德观奇异对立而又兼容的世界。

陈经济也是小说里的主要人物。

他聪明伶俐，办事勤快，也是一个经商的好把手，但与西门庆不同的是。

西门庆在色与财之间，首先是财。

所以能够暴富，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商人的精明和魄力。

而陈经济却根本不顾经济效果，把做生意的本钱都拿去吃喝嫖赌，结果一败涂地。

在晚明社会特定的环境下，商人也是一代不如一代。

同时《金瓶梅》还塑造了一批帮闲的人物形象。

应伯爵是开绸绢铺的应员外的儿子，一份家财都嫖没了，只好投靠西门庆，充当帮闲角色。

既不肯“十年寒窗苦”，在科举路上挣扎，也不愿经商做生意，为赚钱而辛苦奔波。

更不可能去做工种田，自食其力。

只想过着松松垮垮、懒懒散散的寄生生活，讨些残羹冷炙聊以度日。

他洞悉西门庆这个暴发户的内心世界。

知道如何讨好自己的主子。他极力吹捧西门庆以抬高其身价。

在妓女面前插科打诨，为之凑趣解闷;安慰主子走出失去爱妾的悲痛，心安理得去享乐等。

他还时常为别人向西门庆求情，为自己捞点好处。

应伯爵作为蝇营狗苟的小人物，与西门庆之间只是金钱关系，他用奴颜媚骨，用自己那点可怜的机敏，为暴发户们装点门面。消愁解闷，填补精神的空虚。

西门庆死后，应伯爵又投靠了新的主子张二官。

作者憎恶这类帮闲人物，在小说中真实地描写了这种卑琐小人可悲而又可卑的一生。

如果说应伯爵的悲剧自己有一定责任，那么，李桂姐的悲剧却是命运的安排。

她出生在一个娼妓之家。她已不是李娃、杜十娘之类的理想化的人物，而是把出卖肉体作为谋生手段，为了活命而疲惫不堪地走完人生之路。

如果说西门庆等人是为了“色”而扭曲了人性，那么，应伯爵和李桂姐则是为了“食”，也就是为了活命而扭曲了人性。

作者是描写生活的能手，他不愿粉饰生活，只是真实地、赤裸裸地描写出市民生活的原生态。

不过这依旧可以说是古代小说发展的里程碑。

首先，《金瓶梅》是长篇白话小说中人情小说的开山之作，标志着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在题材方面的重大变化。

《金瓶梅》已经从取材于历史转为取材于现实生活。

这就为长篇小说的题材开辟了新的领域。题材的变化带来艺术表现方法的巨大变化。作品立意也发生很大变化。

其次，《金瓶梅》是从理想主义到暴露文学的转变。

《金瓶梅》是彻底地暴露文学，它以西门庆这个暴发户家庭为中心，写出官场社会的黑暗和市井社会的糜烂，极力描写“世情之恶”。

作品从上到下几乎没有一个正面人物，而其中关于性关系的猥亵的自然主义描写在艺术上是比较庸俗的。

第三，《金瓶梅》写普通人物，已经呈现出“杂色”，“明显地表现出由类型化典型到性格化典型的转变轨迹。”

从宋蕙莲这个人物的塑造可见一斑。

宋蕙莲是穷人家的女儿，是西门家来旺媳妇，她俏丽聪明，但生性轻佻，自然很快就被西门庆勾引上了。

她不以为耻，把自己打扮得妖妖艳艳，混迹在主子与奴仆之间，这个淫荡无耻的女人，却还有点仁爱之心，当西门庆受潘金莲挑拨，陷害来旺时，她多次向西门庆求情，当她发现自己被欺骗和出卖时，开始觉醒和抗争，拒绝与西门庆来往，最后自缢而死。

第四，《金瓶梅》打破了以往小说的线性结构，它采用章回小说的形式，从生活的复杂性出发，发展成网状结构，《金瓶梅》前八十回以西门庆为中心反映官场社会的黑暗，以潘金莲为中心，反映家庭内部纠葛。

后二十回，以庞春梅、陈经济为中心，写西门庆家的衰败，交代全书主要人物的结局。

作者把各种生活情节、大小事件组成一个意脉相连、情节相通、互为因果、浑然一体的生活之网，人物在其中时隐时现，人物性格的塑造是逐步完成的。

小说就像生活那样自然、丰富，如行云流水一般舒卷自如。

还有就是《金瓶梅》的续书。

《金瓶梅》续书见于着录的有四种。一是《玉娇丽》，久佚。二是《续金瓶梅》十二卷六十四回，顺治原刊本，清丁耀亢撰。

三是《新镌古本批评三世报隔帘花影》四十八回，湖南大字刊本，它是《续金瓶梅》的删改本。

四是《金屋梦》六十回，民国初年版，是《续金瓶梅》的另一种删改本。

《续金瓶梅》是丁耀亢在顺治十八年(1662)，六十三岁时作，作品以宋金战争为背景，以吴月娘和孝哥母子从离散到团聚为中心线索，着重写金、瓶、梅三人的故事。

李瓶儿转世的李银瓶，在李师师、翟员外、郑玉卿、苗青等人的拐骗争夺下自缢而死。

潘金莲转生的黎金桂、庞春梅托生的孔梅玉，因婚姻不幸出家为尼的故事，小说结构松散而拉杂，没有形成艺术的统一体。

还有就是《醒世姻缘传》、《歧路灯》等家庭小说。

首先是《醒世姻缘传》，原名《恶姻缘》，一百回，题“西周生辑着，燃藜子校定”。

作者西周生究竟是谁目前尚无定论，有的学者认为是蒲松龄。

《醒世姻缘传》以明英宗正统年间至宪宗成化年间(约1440—1485)为背景，实际上是反映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的现实生活。它叙述一个两世恶姻缘的故事。

反映了封建社会反常的夫妻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家庭纠纷。

作品前面廿二回为前世姻缘，写山东武城县的官僚地主子弟晁源，凭借父亲的权势，娶戏子珍哥为妾，纵妾虐妻，致使嫡妻计氏自缢而死。

晁源生活骄奢淫逸，一次围猎射死了一只仙狐，这就造成冤孽相报的前因。

第廿二回以后则为今世姻缘。晁源托生为狄希陈，仙狐托生为薛素姐，与狄希陈结为夫妻。计氏托生为童寄姐，为狄希陈之妾。珍哥托生为童寄姐的婢女珍珠。

珍珠被寄姐逼死，而狄希陈也备受素姐、寄姐的虐待。

后来经高僧指点，狄希陈持诵《金刚经》一万卷，才“福至祸消，冤除根解”。

《醒世姻缘传》反映了十七世纪中叶后中国农村的凋敝和破产，生动的表现了农村社会的风俗人情。

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歧路灯》作者李海观(1707—1790)，字孔堂，号绿园，河南宝丰县人。

《歧路灯》全书一百零八回，以书香门第公子谭绍闻的堕落和回头为中心，展示了市井社会的黑暗与官场的腐败，把当时社会的世态人情、风习流俗生动逼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歧路灯》是一本以青年教育问题为主题的小说，作者认为青年能否走正路，关键在于父母的教育、师长的引导，妻妾的辅佐、朋友的帮助。

谭绍闻的父亲教育子女很严格，不许看戏，不许逛庙会，这种封闭式教育的结果，谭绍闻性格软弱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没有抵御坏影响的免疫力，他本质虽然不坏，但走上社会后，很快就受到市井社会吃喝嫖赌的诱惑，受到贿赂成风的黑暗官场的腐蚀。

后来家产荡尽、奴仆走散，几乎活不下去时在族兄引导下，朋友、义仆的规劝下浪子回头，改过自新，家道复兴。

此外，小说还描写了盛希侨、王隆吉两人的成长转变。

为我国古代小说史留下一组转变中的人物典型。

小说塑造了一个帮闲篾片的典型夏逢若，夏逢若是江南微员的后代，把祖上的家产挥霍殆尽后，靠着头脑灵活，言辞便捷，见有钱公子就象苍蝇一样逐嗅而来，拉他门下水，混些酒肉，觅些钱财，有时甚至威胁利诱。

除了这两部家庭小说之外，还有《林兰香》、《蜃楼志》等小说。

同时明末清初涌现的一大批才子佳人小说，是人情小说的一个分支和流派。

什么是才子佳人小说，在这类小说中“男女以诗为媒介，由爱才而产生了思慕与追求，私订终身结良缘，中经豪门权贵为恶构隙而离散多经波折终因男中三元而团圆。”(《烟粉新诂》)可见从题材上说，是写才子佳人的恋爱故事，其情节构成，大多是郊游偶遇，题诗传情，梅香撮合，私订终身。

其结局或因命运乖违，或因小人拨弄，或出政事牵连，于是佳人逼嫁，才子遭难，但虽经波折，却坚贞如一。

后来或由于才子金榜题名，或由于圣君贤吏主持正义，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

从形式上说，一是相当部分作品书名模仿《金瓶梅》，用主人公的名字命名作品。

如《玉娇梨》、《平山冷燕》、《金云翘传》、《春柳莺》、《雪月梅》等。

二是一般在十六回至二十回之间，均十万字左右，相当于现代一部中篇小说的篇幅。

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产生，原因颇为复杂，概括而言，主要是三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

第一，与作家的生活遭际和创作心态有密切关系。

生活于明清鼎革之际的文人，有的可以飞黄腾达，有的则时命不偶，功名无望，心灰意冷，于是借小说寄托感慨，求得精神安慰。

天花藏主人《平山冷燕序》就表明了他的这种创作意识。

他说自己“奈何青云未附，彩笔并白头低垂”，故不得已而写小说。“凡纸上之可喜可惊，皆胸中之欲歌欲哭”。

烟水散人在《女才子书》“崔淑引”中以无限感慨:“世之熙熙攘攘，劳形毕露于功名富贵之间者，何一非梦，”这种由社会环境造成的作家的落魄无聊、迷惘困惑，是他们创作才子佳人小说的主要心理因素。

第二，明末文化思潮对作家的影响。才子佳人小说作家多为下层文人，他们受明末汤显祖“真情”观、冯梦龙“情教”说影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有几分反感，其婚姻爱情观中有某些尊重个性、要求自由的进步成分。

如《飞花咏》作者提出了“男女从来存大欲，况于才美复多情”的情欲观，《定情人》也肯定了“人生大欲，男女一般”，这种思想和审美情感，迎合了广大市民的感情需求，这是才子佳人小说崛起的思想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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