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邦妮一样爱你

没等到下课，我就离开了。楼下是设计学院的展厅，我在那些鬼影憧憧的油画前站了许久。角落里有许多装饰，也是作品。玻璃方柱中，铁架枝丫破碎，尖锐地戳出来，电线杂乱纠缠，光盘排列如遥远的群星，一种不规则的破坏力，全然不妥协，吸引了我。

顺着山道往回走，学生们正赶着进学校来上课，我逆人流而下。新鲜如清晨葡萄的孩子们，谈笑随意。梧桐树叶依然青翠欲滴，毒毒的日头，我走在路上，汗水滚滚流出。我立在体育场的外围，砖红的塑胶跑道上，有人一圈一圈跑动，篮球架寂寥。我仿佛看见，郁闷的我，在午后独自带着篮球，一次一次投篮的情景。我手指紧紧抓住黑铁丝网，将身体都靠上去，铁锈的粉末沾上了我的袖口，大滴大滴的汗和大滴大滴的泪，通通涌了出来。

在我离开校园的时候，我不曾知道，我再也无法回来。我觉得同学们如此冷漠，可知在他们看来，我是背叛了他们——我闹得最凶，结果，独自奔去了更好的地方，弃而不顾。弃而不顾吗？只怕是欲顾无术吧，我仓皇逃离，不再是他们的战友。原本以为，弃，才能顾，弃而后顾。在我遗弃这生活和校园的时刻，他们也遗弃了我。

我是没有归途和后路的啊。

米兰·昆德拉多年流亡后，故乡不再有归属感。张承志说得对，人，永远无法回到故乡。昆德拉移民时，官员问他去哪里，他说随便，官员便给他一个地球仪，叫他自己挑。他转了转，说：“你还有没有别的地球仪？”

小小的蚂蚁在斑驳如油画的梧桐树皮上爬行，莽莽撞撞却固执无比。热热的泪水流进我的衣领，流过我的心口。

我在放逐和流亡之后回来，却决心，再度投奔出去。

我要去找另一个地球。

可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伤心，我哭得不能停。

我的校园生活和青春早就结束了，我却此刻才知道。

同学少年都不贱

在校园里，极易辨认老大的身影：他无论何时，都身背着相机。真的，我亲眼所见，哪怕长途旅行，他也把相机放在膝盖上，一步不离身。像古代的剑客一样，剑在人在，剑亡人亡。我也老看见老大拍照，上蹿下跳确定机位之后，下手很快，“啪啪啪”非常利索，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从背影看，老大和校园里的男生们一样，并无不同：平头，穿牛仔裤，一件T恤，外面一件格纹衬衫，扣子从来不系，走起来虎虎生风，甩开手脚，背挺得很直，步子迈得很大。只有正面看他，仔细看他，尤其是他笑的时候，端详，才能窥出破绽：他的鼻梁眼角，已有细纹，一笑起来，堆积在一起，但是，老大笑起来，还是很青春的，尤其是他开怀大笑的时候。

老大不年轻了。所有知道他年龄的人都会被吓一跳——他考上大学，已经二十七岁，和张艺谋当年上电影学院同龄。以前，我老听老大这么自勉，他详细考证过，说起来头头是道。近来，渐已不提老谋子，开始提起李安四十岁拍电影的事情，“厚积薄发”，他说。我暗暗点头，还有布努艾尔这样二十多年远在墨西哥，没拍上电影的呢！

我亲见他的笔记本上写着这样的话：“青春，不是数量，而是质量。”看完悄然合上，我怕惊动了什么，小心翼翼的。

我想，老大和我这样的小姑娘混在一起，想必有点郁闷。我上学早，六岁上的学。初入校门，更是懵懂无知，天天追在果子哥后面哭诉失恋的悲痛。果子哥总是酷酷地问我：“你今年多大？”我含着眼泪说“十九岁”。“十九岁你急什么？老大都不着急，你急什么？好好学电影，学好了专业，什么都有了！”这经典的三句半，总是轻易就把我打发了。然后，果子哥低下声音，神秘兮兮地：“说实话，我倒是担心老大，他连个女朋友都不交，实在是……”后来，很后来，我把这样的话转述给老大，他跳起来叫：“靠！当年我跟他诉苦，说起没有女朋友的事，他倒是说，‘好好学电影，学好了专业，什么都有了……’”我们一起大笑不能止。

老大不是着急，不是着急女人和恋爱，他是焦虑，焦虑着青春短暂。有的时候，世间就是如此无稽，有人大把挥霍着青春，和烂男生死去活来一回两回折腾，有人，极力想抓住青春，却已经渺茫。青春是冰做的风铃，听见冰凉透亮的声响，却不知，正在迅速消融。

有一回，老大跟我说：“有时候，早上四点惊醒，坐在屋子里怔懵，一想到前途茫茫，年纪不小了，真是睡不着，怎么也睡不着。”

那时，只因为节食才可能饿得睡不着的我，点头听着，却在以后，每一回想起这话，都多一层体悟，多一点心酸，而变得在记忆里深刻异常。

我老觉得老大，大而不老，因为他还有激情。他看《牯岭街杀人事件》看到哭，将整个青春交付出去，那样地大哭。有的老师说《牯岭街》不好，说故事里的冲突没有理由，部分做作，老大愤慨，傲然地跟我说：“我算明白了，他们那些人，只能在电影里看到技法，我看到的是生命。”

老大就是这个样子。他不像我，对看不下去的事情，多是转身走开。不愿同流合污也就罢了，他非要闹一闹、骂一骂，甚至拔出拳头，打上一打。用他的话说：“搞一搞！”昨天，我和学校里一个清正不阿的老师聊天，她非常惋惜地说：“像你这样有个性，像老大这样有血性的学生，现在是少喽！”当然，也只有她这么感叹，别的老师，只怕觉得，我们都是不知好歹的大麻烦呢！我们惺惺相惜，不涉男女之情，说起来，更像是兄弟或者同志，拍案而呼，击腕而酒，肝胆相照。

老大要是喝起酒来，就会摆龙门阵。我们两个人总是从讲电影开始，到讲电影结束。要是有别人，我们就开始摆当年的英勇事迹。大多事情，我们俩是一起经历的，祸也是一起闯的。比如大二一起闹学，把一个教授给撵走了。现在想来，那个教授也算是无辜，他是撞上枪口了：那时候班上对系里的教学不满已经到了顶点，火山一喷即发。我和老大充当的是农民起义领袖的角色。我们真是胡来，但是我一点也不后悔。我并不是说，胡闹就是青春，就是激情，就可贵，但是，有些东西，毕竟比争着赶着拍着吹着捧着，抹杀自己，混同浑浊，要有正气，要大气。我可以说是没有社会阅历，不懂人情世故，老大可不是，所以我觉得他比我更可贵。青春不是年轻，我亲见我的同龄人，有的，从来没有青春过，他们一早就腐朽了。

除了一起经历的，老大有两桩事迹，我没赶上，是事后听说的。一桩是上课跟老师动了手。那是学校里著名的一个色狼老师。道貌岸然，还是教研组长。老大去旁听英语课（他英语不好，没念过高中），被此人呵斥，叫老大滚出去。老大一把卡住他的脖子，从后排一直逼到讲台，口称“老色狼”，将他一推，扬长而去。后来这人去上告，也并没怎么处理。

老大身上没什么学生气，我也没有。反过来说，我们的书生气多么固执，竟然在这样的社会，学不会睁眼闭眼，讨好卖乖，竟然要去争是非曲直。老大老说，他是无产阶级，工人出身。他没读过高中，十年工人，硬是压不下，去考了大学。

这是我佩服老大的地方。十年的消磨，有多少人还能记得自己当初的梦想？有多少人能克服生活的惯性，熟悉的力量，一走了之？老大写工厂，写小人物，笔法细腻写实，写得很好，是有体会的。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是有一点理想和浪漫的，说起来，他们那种浪漫更能使我感动，虽然已然老土（八十年代的浪漫，多是造作，青春也多麻木）。这种东西，老大身上有。他跟我说当年去乡下教过一年书，说起在江边游泳，说起当年看《围城》时的感动，在上戏听余秋雨讲戏剧的激动，余秋雨说：“执意品尝人生的况味。”老大说：“这是他作文的理想。”

在电影学院，我听过贾樟柯的座谈。他说道，在地下的人们，如何对抗漫长岁月的消磨，保存住心里美好的东西，饱满的，不使之破碎。如今，或许他需要面对的已不再是消磨，可是我们需要面对——也许，一生都需要面对。这是一场战争，肉眼看不见，但不可避免。

我在南京的时候，和老大合作过一回。说起来有意思，我们这么铁，却很难合作，是因为走的路子，实在不一样。那一回是老大要拍一个DV短片，我帮忙写过台词，做过帮手，在里面串过小角色（演一个媒婆）。故事的灵感来自一个空间：我们系的二楼（如今楼已不在）上去，三楼是个平台，只有一段垂直的铁梯可以攀缘。故事里，女生最后爬上梯子，赫然看见男人为她养的花，全在平台上，许多盆，于是明白了他的心意。

这一幕，在老大眼中，一人在梯上，一人在台上，要卡一个大全景。我们只有一台借来的DV，怎么卡住？夕阳西下，光线正在渐渐消失。老大呼喝着搬来三张桌子，他高高地站在上面，极力伸长手臂，要去卡住一个两人在一个画面的全景，就像要去够什么——那些即将消失的、珍贵的，不能重现的东西。

我站在他背后，被炎夏溽暑所蒸烤。老大汗如雨下，脸上却灼灼闪光，夕阳，反射的亮光。我心里，那种感动，鲜明一如昨日。

青春和清纯

一不留神，转台的时候看了一阵子《艺术人生》。我不太喜欢这类号称要把每个上节目的人都煽下眼泪来的访谈节目，也不太喜欢基本上所有的电视节目。我家电视大概就是一显示器，放碟专用。收听天气预报，我爸用收音机。我不太喜欢全能的东西，就像不喜欢也不相信完美的人。

越喜欢电影，就越讨厌电视。用小屏幕看大屏幕，我不得不，真是憋屈。电视和电影在我看来，该是死仇。最无聊的东西，就是电视电影。好比散文诗，有散文的拖沓，有诗的滥情，结合的全是不良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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