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岁月之布衣天子

南阳郡的豪族大姓，还有以下五个非常有名，而且不得不说的显著特点。

第一个著名的特点，就是南阳郡一带的豪族大姓大都重视学问，以书香门第，出仕做官为荣。他们的子弟，大都有游学京师太学之风。

西汉王朝之时，学子们读书实际上非常不易，除了《孝经》、《论语》等典籍，篇幅较小，家家可藏可读以外，“五经”外加各家的经解，大都有几十万言。

而那时的书籍，还大都是以竹简、木牍、帛书为主，以至于一部经书，几车也装不完。南阳一带的贵族豪族大姓，他们的子弟，只有去京师长安，拜名师授教才行。

同时，游学京师长安太学，也是他们接受正规教育，结交才俊，观察朝廷动向，历练才干，接近上层，登上和投身仕途的终南捷径，甚至是一条必经之路。

南阳豪族子弟刘縯、刘嘉、刘秀、朱祐、阴识、邓禹、刘隆、张堪、朱岑等人，都曾去长安游学，学习过《尚书》等五经典籍。

渐渐地，那些进入太学学习的豪族大姓子弟，就自然而然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

这一政治势力，是跨地域性的，彼此间有共同的语言、兴趣、爱好、甚至共同的性格，有着共同的追求和目标。

比如，邓禹曾经千里迢迢地追投刘秀；冯异独降刘縯、刘秀兄弟；北州将领在刘秀面临绝境时，依然毫不犹豫的带来一支劲旅，投奔刘秀；甚至于还有很多豪族大姓子弟，舍弃自己的家业，家破人亡，参加聚义，竟然也无怨无悔。

这些举动，都与他们这些人志同道合、有着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诉求有关。

就是以这种共同的理想，加上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的影响，形成和组织起了一支浩浩荡荡的讨伐王莽的强大军队。

他们在战场上，也表现出了强悍、顽强的战斗意志，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概。为了共同的理想，他们情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而且，与刘秀求学经历、人生经历十分类似的很多儒生士大夫，也大都数具有治国之才。

比如，邓晨、李通、耿纯等人。他们起初，虽然都没有任何为官的行政经验，但初当郡守，都能体察民意，赢得民心，发展经济，稳定大局，考级第一。

第二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大宗嫡长子的权威。

首先表现在，豪族族长、家族首领、长房长孙，享有绝对的权威，尤其是家族财产的支配权和部众军队的指挥权。

豪族首领，一般都是家族大宗的长子长孙。长子长孙在祭祀和继承权上面，都享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长子长孙，甚至拥有家族大部分的财产，享有对家族部众以及财产支配的权力。

比如舂陵侯刘敞，就是舂陵侯家族的大宗和族长。舂陵侯刘敞，就以谦俭好义而著称，他把父亲当初留下的金宝财产，分给家族的诸位堂兄堂弟，深得赞誉。

郭皇后（郭圣通）的父亲郭昌，也曾经以让田宅财产数百万，分与其异母弟，而赢得世人的称赞。

可见长子长孙、豪族族长、家族首领等，具有特殊的支配财产的地位。

而刘縯、刘秀兄弟起兵之时，却因为不是舂陵侯家族的长房长子的缘故，家财稀少，称得上是家无十户之资。

其次是，家族的长兄，在整个家族中，也拥有绝对的权威。

在家族长兄的带领下，族人宾客，也心甘情愿地与之生死与共。

再次是，就是兄死子承，从弟们也很难继承兄长的家业和事业。

比如后来，当刘秀在平定北方割据势力的战事中，突然失踪，生死未卜之时，众人首先想到的，并不是立即去寻找刘秀的儿子之类的合法继承人，而竟然首先想到的，是立即派人，去南阳迎接刘秀的大哥刘縯的儿子刘章和刘兴，让他们兄弟俩，成为家族军队的新主人。

就是对大哥刘縯亲手创立的六部兵，刘秀作为刘縯的小弟，其实对大哥刘縯的六部兵，也并无太大的影响力。

甚至，刘秀对大哥刘縯的六部兵的势力，也有些无可奈何，无计可施。

南阳的六部兵，在日后刘秀统一天下的征途上，反而成为了刘秀的劲敌之一，就是这个道理。

刘秀的二姐哥邓晨，也因为不是邓氏家族的长房长孙的缘故，而无法担负组织和领导邓氏家族家族人马的职责。

邓氏家族家族人马的实权，却掌握在属于长房长孙的堂兄之子邓奉的手里。邓奉后来反叛，主要依仗的就是邓氏家族自己的宗族人马。

这都是由于汉代所谓的“文家之礼”的原因造成的。

第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南阳豪族大姓好理家、善理财、兼顾农商，富和廉相辅相成。

所以南阳豪族大姓在地方上的人望，大都很高，不是为富不仁，浪得虚名或者沽名钓誉之辈。

史学大家司马迁，也曾经在他的《货殖列传》中，竭力称赞南阳人经商的雍容大度。

司马迁赞扬说道:

“宛（南阳）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博得了游闲公子，乐施好赐的美名）。

然其赢得过当，愈于纤啬（胜过吝啬小气的商人），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南阳郡的孔氏家族以铁冶为业，修水利，通诸侯，慷慨经营，南阳人都纷纷效法他们。

司马迁《货殖列传》总结汉代商人致富时的经验说道:

“廉贾归富。”意思是说:不贪一时之利、讲究信用的商人，能多赚钱，而终久致富。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商人，虽然大多是逐利之徒，但却也有讲诚信的优良历史传统。

商人经典著作《陶朱公经商十八法》也称:“廉贾经商，取利守义诚信无欺、货真价实、称准量足。”

第四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关东南阳的豪族普遍孝廉。民风与士风质朴谨厚，孝悌仁义，扶微助困，爱仗义疏财，财富能聚能散、慷慨大度，穷奢极欲者罕有。

为富而仁，是当时的民风。以刘秀的外祖父樊重等人为典型代表，都是一些十分生动鲜明的例子。

樊重“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

樊重父子的典型事例，就是“其素所假贷人间数百万，遗令焚削文契。责家闻者皆惭，争往偿之，诸子从敕，竟不肯受。”

这些家族，他们后来成为刘秀复兴汉室的社会中坚力量，实在是功不可没。

这在古代中国，也属十分罕见的现象。同明末人极度的自私自利，贪婪放纵的腐朽现象大不相同。

腐败则无能，贪婪则自私自利无度，这也往往意味着国家与家族的衰落与灭亡。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讲富和仁的关系时，也讲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

在这种情况下，两汉之交以豪族大姓为核心的地主武装队伍，之所以能够所向披靡，就是因为他们的队伍，几乎汇聚了天下所有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杰出人才。

当然到了最后，他们的组织力、战斗力和影响力，都远非赤眉、绿林等流民军能够可比。

赤眉、绿林等流民军毫无成功希望的说法，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第五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豪强大姓们的家族意识浓厚，又崇尚名节，人人都有血性之勇，喜好争讼。

争讼不过则报私仇，甚至冤冤相报。有了委屈，他们就散财结客报仇雪恨。

汉代的宾客，受惠于主人，为报私恩，愿以性命相搏。官方经学，也倡导复仇，对血亲复仇的判决，法律往往是做宽大处理。

复仇是当时的民风，甚至从官府官吏蔓延到了民间的庶民百姓。

赤眉起义，最初就源于吕母为子雪恨，杀吏复仇；刘嘉、刘玄兄弟，也是因复仇杀吏，而亡命天涯。

汉代复仇主义，宣扬果敢勇烈的风尚，激励人们自强自励，有其积极意义。

当然私相复仇这一点，刘秀并不十分赞同，后来更是严令禁止，这是刘秀更加高明的地方。

登基以后，刘秀优待当初杀兄的仇人朱鲔等人；他多次宣布，可以赦免敌对的首领隗嚣、公孙述等人；对违背国法，报私仇的人，他大兴牢狱，严厉查处报杀刘恭的案件。

刘秀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建立一种较为公正公平的，以法治国的环境氛围。

积极问政，关心民生疾苦，一向是西汉时期太学生们的优良传统。

何况这些太学生们，将来有机会在朝廷或者地方上做官，去从事各种行政工作，不关心朝政，怎么能行呢？

太学生们的这些优良传统，也养成了刘秀关心时事和民生疾苦的优良习惯，也是刘秀登基以后，非常重视太学建设、以柔治国、关心民生疾苦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在太学游学之时，刘秀就已经表现出了他的聪颖、勤奋、与众不同的政治敏感性以及过人的政治见识。

刘秀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洞察力，是太学的同窗们都非常认可和赞赏的。

在《东观汉记》之中，作者是这样客观评价刘秀在常安太学的学习生活的。

“资用乏，与同舍生韩子合钱买驴，令从者僦，以给诸公费。

大义略举，因学世事。朝政每下，必先闻知。具为同舍解说，高才好学。

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

时会朝请，舍长安尚冠里，南阳大人往来长安，为之邸，暗稽疑议。”

就是说，每当有什么重要的官场变故，或者朝廷有什么重大的政策、法律法规的出台，刘秀总是最先打听知道，然后回到太学宿舍，讲解给同窗们听。

就像如今的大学宿舍里一样，美女、赚钱、逸闻趣事、国际国内大事、球星影星、丑闻杂碎，都是大学生交谈热议的主题。

无论是“茶话会”还是“醇酒会”，大学生谈论的话题，常常都是包罗万象，海阔天空，天南海北的。

如果哪位同学的人气很旺，观点新颖独特，标新立异，发人深省，他一定是这方面的权威，拥有无数的粉丝。

刘秀在太学的生活，与此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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