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之国

苏遁死后，苏轼决意不去汝州，他向神宗上表，要求在常州居住。这一要求，与他的常州情结密不可分，更与朝云不无关系。州在太湖周围，那里的山水和风土民情，应最称朝云心意。

十七年后，东坡先生也在七月二十八日仙逝，他与小儿子苏遁的忌日，竟是同一天！

宋神宗驾崩后，宋哲宗继位，任用司马光为宰相，全部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因而反对新法的苏东坡又被召回京城升任龙图阁学士，兼任小皇帝的侍读，这时的苏东坡，十分受宣仁皇太后和年仅十二岁的小皇帝的赏识，政治上春风得意。

在东坡政途黯淡失意时与之患难共携、相濡以沫的王朝云，此时却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官场应酬与居家主事，自然处处以王闰之为主。

苏轼一日饭后散步，拍着肚皮，问左右侍婢：“你们说说看，此中所装何物？”

一婢女应声道：“都是文章。”苏轼不以为然。

另一婢女答道：“满腹智慧。”苏轼也以为不够恰当。

爱妾朝云回答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

苏轼对自己“不合时宜”是认可的。

熙宁二年，宋神宗面对建国已历百年，却积贫积弱的北宋王朝痛下决心，任用王安石开始实施改革变法。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运动改变和影响着整个王朝。王安石进行的改革变法，涉及到北宋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的方方面面，它极大地提高了宋王朝实力和军队的实力，改善了国家财政，具有积极的正面意义。

然而，面对这样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改革变法运动，苏轼强烈反对，他不忍百姓因变法过激而遭受苦难，屡次上书陈述变法的种种弊端。

上书无果后，悲愤的苏轼常在诗中对百姓惨状加以描写，表达对新政的不满。苏轼对于变法是坚持一种政治上的理念，就是他自己的理念。

苏轼认为，治国之道从根本上来讲不能用法家的严刑峻法，应该用儒家的仁爱精神。苏轼认为你王安石搞的变法，不是“以人为本”，是从老百姓身上抓钱，这从根本方向上是错的。改革不能急功近利，要从长计议，不能用休克疗法，不能一蹴而就。王安石希望通过几个短平快立马解决问题，苏轼认为这样不妥，应该循序渐进。

更重要的是，苏轼认为国家的体制和制度不能说变就变，要维持它的稳定性。

苏轼认为，王安石的改革变法到最后的结果是：富国强兵，但百姓穷了。

苏轼大胆地直言跟王安石争，他争的是根本原则。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触及问题最核心的矛盾。

这点司马光看的非常清楚，司马光是反对变法的领袖，司马光都觉得自己不如苏轼。

司马光在给神宗写了一封信说：“论先见之明，我不如吕诲；论说公正，我不如程颐；论敢说话，我是真不如苏轼，苏轼太敢说话了。司马光说苏轼只不过是个小官，但是他对您不怕，更不怕王安石的虎狼之怒，他从来都不怕丢官，我跟他们比差远了。”

当时苏轼虽然年轻，官职做得不大，他的仕途的阅历还没有那么丰富，但是他已经具备了一个政治家的基本的素养和素质，这是他在中央做官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说苏轼满腹文章当然也对，但苏轼之为苏轼，确实因为他一肚皮都是些不合时宜的思想。难怪苏轼捧腹大笑，把朝云引为知己。

朝云深知，经历生死沉静的人生变故之后，苏轼对于高官荣宠已视之淡然，在苏轼仕途上春风得意的背后，隐藏着他对人生祸福相倚的忧惧，对物质富有的厌弃和精神生活之空虚的种种感触。

能透视苏轼内心世界致此，称得上是苏轼的红颜知己了。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王安石被保守派赶下政治舞台，变法运动也宣告正视失败。

这时候的苏东坡因为从前跟保守派站在同一战壕，也自然被重新提拔。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四个月后，苏东坡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

在朝半月，苏东坡升为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再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司马光出任宰相，第一件事就是主张废除王安石变法时确立的“免役法”，恢复从前的“差役法”。此时，司马光指望苏东坡助力呐喊一番。

司马光与东坡除了政治盟友这层关系，还有更亲密的一层关系：司马光是识拔东坡的伯乐。苏东坡对司马光也一直非常尊敬，终生与司马光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尤其是在旧党失势之时，两人互通声气，以节义互相勉励。

元祐元年（1086年）七月初二，众大臣在朝中商议役法。

时任中书舍人的苏东坡，表现让很多人意外，他竟然反对司马光的主张。

他认为，免役法利弊参半，而且已经实施多年，只要革除其弊端即可，不一定要彻底废弃。

苏东坡对司马光的态度当然很尊重，有规劝的意思。但司马光听不进去，与苏东坡当朝辩论，谁也说服不了谁。

司马光很生气，觉得苏东坡这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转得太突然。苏东坡也很生气，觉得司马光过于固执。

但司马光是个长辈，苏东坡不好意思当面发脾气，散朝后气呼呼地回到家中，直呼司马光为“司马牛”，意思是司马光倔强得跟牛一样，使劲拉也拉不回来。

通过又一“不合时宜”事件，词神弄玉看到了一个真性情、光明磊落的君子风范。

东坡反对新法，完全是出于公心，这一点司马光也很清楚。所以，政治上的不同观点一点也没有影响到后来他们之间的私谊。

司马光好茗饮。一日，邀好友斗茶品茗，大家带上各自收藏的上好茶叶、精美茶具、甘泉良水赴约。先看茶样，再嗅茶香，后评茶味。苏东坡和司马光所带的茶成色均好，但因苏东坡自携隔年雪水泡茶，水质好，茶味纯，于是占了上风。

司马光内心略有不服，当时茶汤尚白，他乘机出题玩笑苏轼：“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陈；茶欲重，墨欲轻。君何以同爱二物？”

苏东坡不慌不忙，高睨而答：“二物之质诚然矣，然亦有同者。”

司马光不解，问其原因，苏东坡从容而道：“奇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坚，是其操同也；譬如贤人君子，黔皙美恶之不同，其德操一也。公以为然否？”

话毕，众人皆服。这便是广传于文坛和茶界的“墨茶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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