漉湖岸边的向日葵

由于老三落水，全家人都深陷在伤心和痛苦之中，家里的空气显得异常的沉闷和压抑。大人不爱饭，小孩很少笑，更不敢打闹。生活像一架缺少润滑油而不能灵活运转的机器，干巴巴的，枯燥无味。

下半年刚开学，到校的老师们听到老三落水的噩耗后，大家都心里一沉。遇着老大一家人也不好微笑，只是机械的打一下招呼。因为他们不好怎样说。劝老大的妈妈节哀，又怕引起伤心；勉强谈笑，又怕打乱尚未平静的心里。

只有那些下了课无拘无束的小学生，他们照样在无忧无虑的追赶，男孩子在欢快的拍皮球；女孩子在活泼愉快的跳绳、踢毽子、跳行子。

有一天，教体育课的黄老师对老大的父亲龙支书说：

“你们家老三，刚学会走路不久，还走得不很稳，平时走路的速度又不快。怎么那么快就落到水里了？这个主要原因还是学校离水太近。学校周边的水不仅多，而且深。前面是关公塘，后面是凤凰湖。不会游泳的小孩子、大人稍有疏忽就有危险。有一次，我在操场上体育课，一个篮球滚到塘里去了，就捡不到，只好让它漂走了。我们的学校在这个地方其他都好，就是周围的水太多。这样很不安全。”

“你说的很对。这个修防会做学校不合适。主要是离水太近。要是这次落水的是一个学生，怎么向家长交代？”龙支书说。

“是啊。这里原来本是修防会，又不是办学校的场所。我建议：您向县教育局和公社反应一下情况，为了学生的安全，把这个学校搬走。”黄老师说。

“你这个意见提得很好。”

于是，父亲召集校长和另外几个负责人一起研究了一下。向公社和县教育局提交了一个《关于请求整体搬迁星火联校的报告》。上级马上批示：同意将学校整体搬迁至星火公社机关所在地附近。

学校当机立断，决定马上搬迁。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之后，开始了学校的搬迁工作。

为了配合学校的搬迁，老大全家也迁到了金龙山学校。实际上是在金龙山小学借一间房子暂住。其实，爷爷和父亲在老家荷花园已经开始选址建房。

金龙山学校，只有两个老师。一个女老师，就是莫老师，她是从公社联校调来担任金龙山小学校长的。她结婚不久，爱人在部队，是个军官。莫老师是个正牌的军属，她的房门上贴着“光荣军属”。

莫老师的脸比以前更加圆了，身体还是像以前一样胖胖的，还是白白的皮肤。莫老师为人很好。对人总是轻言细语；对学生总是和蔼可亲；对家长也是耐烦耐心。她亲切的叫老大的妈“龙师母”，老大一家又和莫老师成了好邻居。金龙山小学，其实只有两个复式班。莫老师教的是三、四年级的复式班；还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男老师姓赵，他教的是一个一、二年级的复式班。五六年级的学生都在公社联校读书。一个教室里一边坐一个年级的学生，一个年级十几个人。给这个年级上课时，另一个年级的学生就做作业。

迁到金龙山来后，由于妈妈失去了学校炊事员的工作，家庭经济相对困难些了。于是，爸爸想出了一个办法：要老大和老小两兄弟周末到凤凰湖去割草做柴烧。并且给予一定的奖励。每割一百斤草，奖励五毛钱。以此提供家里部分烧柴，作为煤的补充燃料，以减轻部分家庭负担。妈妈除了洗衣煮饭外，还要到园里种菜。妈妈还有一门技术：做衣服。

人们一般把做衣服的人叫裁缝师傅。一年上头，妈妈也要做一点衣服，赚一点家用。全家吃的大米是从荷花园运过来的。这段时间，爷爷住在荷花园，负责建房的具体工作。老大一家只有父亲是吃国家粮的，其他人的户口都落在荷花园生产队，都是农村户口。这种家庭就是“四属户”，又叫“半边户”。

一个晴朗的星期日，老大带着老小挑着一担箢箕，每人拿着一把镰刀到凤凰湖去割草。凤凰湖到了秋天，水退了的时候，那些洲子上长出很多八根子草来，附近的社员都来割草，挑回家晒干后做柴烧。大人割草与小孩子不同。他们是用草刀砍。一把长长的草刀，将草刀的把夹在腋窝里，身子一转，草刀就可以砍翻几米长弧形的草。大人挑草是用架子，一担能挑一两百斤。

他们两兄弟来到了一块长得又多又深的八根子草地上，老大放眼望去，那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绿草地。草地里，有水牛和黄牛在吃草；有孩子在草地里玩耍，有的孩子骑在牛背上；有的大人在用草刀砍草。一阵清风把草吹弯了腰，草丛里立刻现出还有白猪和花猪在吃草。老大突然

想躺在这柔柔的草地上望望蓝蓝的天空，休息一下。可是，草地上湿漉漉的躺不下去。

八根子草又结实又重又经烧，只是又难割又难挑。他们用镰刀开始割起来。先是一把一把地割，后来就一块一块的割，割了一会儿后开始分工。老小继续割草，老大负责挑草。

当他用箢箕挑回第一担草时，父亲拿着那支十六两秤秤重量。

“还秤重量啊？怕压坏崽咯？各号不到十岁的细崽叽一担能挑多重咯？有知识的人家爱崽都用秤秤呢。”一个邻居看见了说。他不知道秤重量是要按斤两付奖金的。

“我们是秤重量呢。小孩子从小要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自己的困难要自己解决。”父亲一边秤一边说。

“五十六斤。”老大挑着草时以为有百把斤，哪知道只有这么重。

这时，老小一把一把地割，老大就一担一担地挑。一担草发蛮能挑五十来斤，父母亲要他每次只挑三四十斤。说挑多了不好，懒斯人挑重担。从草地到家里来回大概有三四华里的距离，来回要翻两次堤。每挑回来一担草，父亲就把每一担草的重量记在一个本子上。他们割了整整一个上午，累得不行了。老小的手指都被镰刀割了一条口，流了许多血。老大的双肩都压红肿了，也是浑身无力、精疲力尽。

最后结账，四舍五入后大概有八百斤草，他们两兄弟每人奖励了两元钱。他们喜得不亦乐乎。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用自己的劳动赚来的，用自己的汗水赚来的钱，特别珍惜。何况老小还割破手指出了血。那两元钱，藏在抽屉里，好久都舍不得用。只是在星期天偶尔拿出来看一眼。

每逢星期日，就是他们两兄弟去割草的日子。就是他们辛苦的日子，就是他们流汗劳累的日子，也是他们收获的日子。其实，他们并不想过星期日，有时害怕星期日。老大想，星期日割草，要是爸爸能挑草就好了。有一次，老大鼓起勇气问妈妈：

“我们的爸爸为什么不像别人的爸爸一样在家里做事呢？我们两兄弟割草，爸爸要是能把草挑回来，那就好了。”

“哦，你还攀比你的爸爸呀？你这个孩子。你知道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吗？他是吃国家粮的国家干部。他在学校负责很多工作，脑力劳动也很辛苦，他忙不赢。他不是个干体力劳动的农民。在家里做事的都是农民。知道吗？”妈妈说。

“知道。”老大似懂非懂的委屈地回答。连那个要求爸爸挑草的事说了都觉得后悔不该说。

那时，一个吃国家粮的，在农村是神一样的存在，在家庭也是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当时，在老大的心里好像明白了一个道理：吃国家粮的就不要做体力劳动；吃农村粮的就要做笨重的体力劳动。所以，老大在心里暗暗发誓：

“长大后，老子一定要吃国家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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