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血的青春

第34章

那天晚上回家，我本来担心会受到父亲的斥责，谁知那天正好总装厂对新成立的工人阶级主力军进行登记，他回来比我更晚，到家时我已吃完饭了。他把一个工人阶级主力军的袖标挂在衣柜里，然后坐在桌子前，一脸的不开心，还自言自语地说：“一会儿纠察队，一会儿主力军，把头都搞晕了，说陈旭东是走资派，我信，可是……。”

这时，母亲把热好的饭菜给他端了上来，她盯着母亲没头没脑地问：“……闻厂长从解放开始就领着我们搞生产，你说说，他是坏人吗？”

母亲很诧异，说：“你今天怎么啦？”

父亲摆摆手，说：“厂里有人说他也是走资派，要斗争……唉，跟你说你也不清楚。”说完，草草地吃完饭，就自顾自地进屋睡了。

父亲睡了，却让我躺在床上久久难以入睡，不知道父亲说的事与那个司机对闻梅说的“家出事儿了”是不是一回事。我想起了闻梅的父亲，也想起了闻梅，想起了我们从小就在一起游戏，一起学习时的种种往事。那些遗失在两小无猜之间了的小事，现在想起来虽然琐屑但却温馨，心中便升起一种悠远深长的怀念。

我想，我应该去看看她。

第二天起来，我就去找葛利江。他家住在金鳞湾溪对面不远处的一片半山坡上，原来也是一座国民党富豪的别墅。我家从静庐搬出来后，就是搬到了这个别墅群里，后来，由于别墅后面那条瀑布的长年冲刷，发生了山体滑坡，我家所住的那一半别墅毁掉了，剩下的一半悬在山崖上，仍住着几户人家，其中就有葛利江的家。

天气潮湿而又清冷，金鳞溪上飘起了似有似无的蒙蒙的细雨，下降的雨丝和升腾的雾气纠缠在一起，形成一片片白茫茫的雨雾，在树丛和竹林中绕来绕去。走过跨在金鳞溪上的那座小石桥，踩着石板砌成的小路向山上走去，路边小草尖细的叶片上挂满了露珠，不一会儿就将我的鞋弄湿了。

到了葛利江家的时候，他父母都已经上班去了，他还捧着一本厚厚的书躺在床上，我一把将他手里的书夺过来，他才把身子支起来，问我：“这么早，干什么？”

我说：“还早吗，再不起来，太阳就来晒你的屁股了。”

他睡眼惺忪地洗脸去了，我看了一眼手里的书，是一本《鲁迅杂文小说选编》。

我说：“闻梅家昨天出事了，我们到她家看看去吧。”

他一下子瞪大了眼睛，问：“为什么呢？”说着停下手里的动作。

我说：“就我们三个人从小学就一直在一个班，她家出了什么事，我们不知道便也罢了，既然知道了，去看看，也是人之常情。”

“你什么时候开始也变得这么多愁善感起来了？”

“去吧！就算是陪我去好吧。”

“你一个人去吧，我就是去看她，她也不会念我的好。”

他洗完脸，从饭桌上抓起两个烙饼，已经走到屋外，又返回去抓起他的那本书，嘴里一边大嚼一边还在嘟嘟囔囔地说：“什么事儿啦？还非把我给拉上。”

我早就看出他们之间有种别人不知道而他们之间又不便说明的龃龉，便问：“你们之初间到底有什么事，总让我觉得有哪儿不对劲儿？”

“说来话长，还是上小学时候的一件小事，也都是怪我自己。”他使劲咽下一口烙饼说。

“到底是一件什么事，这么久还横在你们中间。”

“你认识郭巨财吧？”

“认识，就在我们下面住，和我爸是一个车间的，也是模型工。”

“那时，车间里还没发生那起工伤事故，我爸还在铸造车间工作。郭巨财会打鱼，一到鱼儿产籽的季节，每天晚上都要到嘉陵江里去‘扳罾’，常常是吃过晚饭就扛着竹竿和渔网到嘉陵江去了，往往第二天清晨才回来。每次打到大鱼，他都会把最好的一段切下来，用纸包好了，送给那个姓梁的车间主任，因为有了这层关系，虽然他上班的时候总是恍恍惚惚的，废品出得最多，但在涨工资的时候却总比别人涨得高。那时我爸是浇铸工，这件事本来和我爸没什么关系，可他就是看不惯，一定要去找闻梅他爸反映情况。那时，闻梅她爸也是总装厂的厂长。

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爸偏偏带着我，到了闻梅家，她爸让我们坐在沙发上，叫闻梅给我们沏茶。闻梅就在我爸和他爸面前都摆了一个杯子，搁上茶叶后就去提暖水瓶。可能是我那时确实很讨厌吧，她一脸的不高兴，好象不认识我似的，就让我很不高兴，特别是她爸用那样一种怪怪的眼神看着我……”

“你不知道她爸有一只眼睛是假眼吗？”

“……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哪里知道？……我就趁他们都不注意的时候，从茶几上抓了一撮烟丝丢在她爸的茶杯里。”

“难道他们当时都没有发现吗？”

“泡好茶以后，她爸呷了一口，也没说什么。”

“嗨，你傻呀，烟叶和茶叶是一个味儿吗？她爸没说话，那是人家有涵养，怕把大家都弄得很尴尬。”

“唉，谁让我那时候那么坏呢？”他叹了一口气。

“就这么点小事，说清楚了，道一个歉，不就得了吗？”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就因为这件事，只是感到从那以后，闻梅对我就经常凶巴巴的。”

“我想你爸和你走了以后，闻梅怕是背了你的黑锅，**不离十是挨了她爸的骂了。”

从金鳞溪中那片雨雾中走出来，天空已是一片晴朗。来到闻梅家的时候，我们看到她家门前的露台上站满了人，有穿军装的军人，也有着工作服的工人，他们激烈地争论着什么，一会儿便吵吵嚷嚷地向外走去。

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便站在竹篱笆后面看着，直到他们走了出来。

闻梅送他们出去后，回来时看见了我们，赶紧让我们到露台上的小桌子旁坐了下来。

我说：“昨天晚上看到你被急急忙忙地拉走了，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要紧不要紧，所以相约来看一看。”

闻梅说：“谢谢！昨天晚上，一帮人到我家里来，抓走了我父亲，说是要批判斗争。我妈一着急，高血压犯了，厂里的医生处置不了，就送到了市里的人民医院。我也是今天天亮才从医院回来的。”

葛利江问：“知道抓你父亲的是什么人吗？”

闻梅说：“来了好几十个人，领头的是工业大学战旗造反兵团的学生，也有总装厂主力军的工人，其他还有什么人，家里人也说不清楚。”

葛利江问：“那么，刚才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闻梅说：“是解放军的驻厂代表，还有一些厂里的干部和工人。”

葛利江又问：“他们来干什么呢？”

闻梅说：“现在正是几个生产援越物资的工厂工作最紧张的时候，我爸又负责几个工厂的生产协调工作，他们到我们家来了解情况，然后到工业大学要人去了。”

我问：“问题不大吧？”

闻梅说：“那几个军人都是国防部直接派驻厂里的代表，现在前线对援越物资抓得很紧，国防部一天来几个电话催问，应该问题不大。”

我又问：“伯母有危险吗？”

闻梅说：“经过医生检查，说问题不大，吃了药，再观察一两天就可以回来了。现在我哥在医院里看着呢。”

话说到这里，我们似乎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这时，一泡鸟粪“啪”地掉在小桌子上，头顶上传来一阵小鸟“叽叽喳喳”的叫声。闻梅取出一张抹布来擦干净了桌子，又搬来一架梯子，从葡萄架上剪下几串葡萄，在水笼头上冲了后用一个盘子装了，放在我们面前说：“你们吃吧，今年的葡萄丰收，多得吃不了，都让小鸟给糟蹋了。”

葛利江说：“闻班长，你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够帮助你，你有什么地方用得着我们的，尽管吩咐。”

闻梅笑了，说：“没什么事儿，你们能来看我，就让我非常感动了。特别是葛利江，自从上中学后，好象一下子就懂事了。你小学时可不是这样的，总给我捅漏子，‘出情况’，为你的事儿，我可没少挨班主任和红领巾辅导员的批评。”

我突然想到刚才葛利江讲到的事，也笑了，说：“那些‘情况’中包括往茶杯里放烟丝的事儿吗？”

闻梅愣了一下，眯着眼睛看着葛利江问：“葛利江，有这事儿吗？”

葛利江低下头说：“对不起，都是我不好。”

闻梅笑起来，说“不过，这事儿倒与班主任和辅导员的批评没关系。”然后收起笑容，说：“说到对不起，倒是我应该向你说声对不起，由于小学时留下的‘坏小子’印象，我以后总也改不了有机会就对你刺儿一下，这是我的不对，现在，我正式向你表示道歉。”

葛利江窘得满脸通红。

我说：“好，大家握握手，把这一页翻过去吧。”

他们都笑着站了起来，小朋友般地伸出手来，互相拉着，摇了摇。

重新坐下来，闻梅把葛利江随手丢在桌子上的那本《鲁迅杂文小说选编》拿起来漫不经心地翻着，突然说：“昨天晚上我在医院里，看着母亲躺在病床上，心里突然冒出一个问题，中央在《关于无产阶级**的决定》中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难道**发动**，真的就是为了打倒xxx，还有我爸爸这样的领导干部吗？对这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你们能不能回答我？”

我和葛利江都愣住了。

我想了想说：“也不一定吧，‘整’字的原意中有‘整顿’的意思，虽然用在这里已经不完全是这个意思，但肯定也不是‘打倒’的意思。”

闻梅说“那么，应该怎么理解这个‘整’字呢？”

我说“‘整’更象是一个老百姓的口头语，与之相近的大概也只有‘收拾’这个词了，而‘收拾’这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下，有无数不同的含义。”

闻梅说：“那么当然也就包括‘打倒’的意思了。”

我说：“也可以这么说，但还有一个限制词‘走资本主义道路’呢。”

葛利江说：“对于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央的文件并没给出明确的定义？”

闻梅说“可是现在仍然是到处都在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所依据的到底是什么标准呢？”

葛利江说：“他们依据的是在运动初期，执行了镇压群众运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闻梅摇了摇头，说：“还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无关，因为这个概念最早是在这之前的‘四清’运动中提出来的，具体地讲是在一九六五年的时候提出来的，那时哪来什么**。”

我和葛利江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闻梅从桌子下面的隔板上拿出一本书来，放在桌子上说：“瞧瞧这本书吧，看能不能给我们一点新的启发。”

我们一看，灰颜色的封面上写着《新阶级—对**制度的分析》。

葛利江眼睛一亮，以一种有点惊异的口气说：“我在我妈那儿看到过对这本书的介绍，听说是一本难得一见的书。”

这时，柳月来了，她也是因为昨晚上听说闻梅家出事了才来的。看到我们后她说：“没想到你们还比我先来。”

我说：“我们也没想到，你是一个人来的。”

她皱了皱眉，但没有说什么，就和闻梅一起钻到屋里去了，把我们俩撂在露台上。

葛利江对我说了声“对不起，我先看看”，就把头埋到书里去了。

我想看一看这个曾经非常熟悉的地方，便独自从台阶下来，走到外面的院子里。

这时，我才看到这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家门对着的前面，原来是一个宽敞的院坝，对面和旁边都曾住着几户人家，现在，那里的几栋小平房已经没有了，只留下几株高大的梧桐树和角落处的一间小房。透过竹篱笆上枝叶葳蕤的牵牛花，看得见那间小房敞开着的窗户和那里面停着的一辆草绿色的军用吉普车。从房屋左边的拐角处开始，插了一圈一人多高的竹篱笆，种了一道万年青的矮墙，将这里围成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单门独户的院落。院落里种着些玉兰、茶花、杜鹃、桂花等常见的观赏树，玉兰和茶花都已经孕育起一个个小小的蓓蕾，桂花却已是落英缤纷，随风送过来一缕淡淡的幽香。在园子的一角，甚至还种了两畦生机盎然的蔬菜，其中的小白菜还只有两片嫩绿的叶片，朝天椒却已到收获的时候，象是高举着一簇簇红红绿绿的火把……。

门前原来那条通往托儿所的道路，由于再也没有人走过，曾经印下了我们无数脚印的鹅卵石路面不再油亮光滑，那些原先只在路边生长着的麦门冬，已经钻过砖缝覆盖到路面上来了。我拨开一丛麦门冬绿油油的叶片，看到一个个白色的根块，摘下来丢在嘴里一咬，仍是那样甜甜的味道。一只大肚子的蝈蝈从草丛中爬了出来，让我又想起了那首儿歌：“叫蝈蝈，会唱歌，手弹琴，脚打锣，12345——54321——，自拉自唱多快活。”儿时与小伙伴们在这里度过的那些热热闹闹的日子，让我心里充满了怀念。

等我回到露台上的时候，已经快到中午了，太阳从葡萄架上筛下一地明亮的光斑。

柳月和闻梅从里屋走出来。柳月兴冲冲地对我和葛利江说：“独立师的名字已经定下来了，接下来要组织独立师的领导机构，你们俩在其中任一个职吧。”

我说：“新的领导机构不是要选举产生吗？”

柳月说：“我跟汤博商量过了，先酝酿一个建议名单出来，然后征求大家的意见。”

葛利江皱了皱眉头说：“中学生红卫兵刚刚解散，我心里一片空白，以前的是是非非和今后的何去何从都没想明白，还是让我先考虑一下吧。”

柳月有些诧异，眉头皱了起来，把头转向我，问：“你呢？”

我说：“如果能胜任，我无所谓。”

刚才我们说话的时候，闻梅在旁边听着，一直也没说话，这时，他从桌子上拿起那本书来，问葛利江：“你看了这本书有什么感想？”

葛利江想了想，说：“非夷所思吧。”

闻梅问：“你知道这个作者密罗凡?德热拉斯是什么人吗？”

葛利江说：“书里写了，是南斯拉夫**联盟的领导人。”

闻梅说：“还是国际**运动的叛徒，修正主义的头子。”

葛利江想了想，说：“那么，你认为他提出来的这些观点对还是不对呢？”

闻梅愣了一下，说：“这我也说不清楚。在我心目中你们俩都是悟性比较高的人，今天碰巧来了，给你们看看，想听听你们的看法。”

葛利江说：“时间太短，我也没看完，可以借给我吗？”

闻梅说：“这是一本内部限量发行的书，只有我爸那样的级别才能看，连我也是偷偷地看的。”

葛利江说：“那我也很难有完整的看法。”

闻梅犹豫了一下说：“那就算了吧，我也是一时兴起。”又用手指着封面上的那一排小字说：“看见没有，这是一本‘内部资料，供批判用’的书，对它作任何正面的解读都是有政治风险的。”

在他们俩说话的时候，柳月对我说：“来的时候，我去找了杨南雁，她说不舒服，就没有来。”

从闻梅家出来后，柳月就和我们分手了。

往回走的路上，我问葛利江：“刚才那本书里都讲了些什么？”

葛利江想了一会儿说：“大概是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国家中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与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风马牛不相及，它只具有使东方落后国家以集权的方式完成自己工业化的工具价值。它同样也是一个阶级社会，官僚阶级是这个社会中的统治阶级，是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是处于对立状态的压迫阶级、剥削阶级。在这些国家完成工业化后，这种制度将会因为其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集权统治的腐朽而被推翻。”

我说：“闻梅问我们**发动**的目的是什么，又向我们推荐这本书，是什么意思呢？”

葛利江说：“我也不知道。不过，她好象是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却又不便说明。”

我说：“如果这本书真如你刚才所说的那样，我倒是想会不会是**感到有一种力量，正在牵引中国偏离他所希望的方向，使他有了一种深深的忧虑，希望通过批判和斗争，使掌握各级权力的当权派们不至于脱离人民，从而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呢？”

葛利江说：“你说得有道理，但这可不象是闻梅想要告诉我们的。”

我说：“我倒是觉得，这样的解释能够回答闻梅给我们提出的问题。”

葛利江说：“我同意你的分析。最近，我看了些鲁迅的书，倒是想，对**的认识，从走资派上入手，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外的一方面是，**与鲁迅都是‘五四’时代的人，**对鲁迅又有很高的评价，他们的思想会不会有相似之处，都把国民精神的改造作为了改变中国的一项重要内容呢？在他的心中，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肯定不应该象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一样，仅仅是为了砸碎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换一帮人来‘坐龙庭’。如果正如你所说的那样，他感到了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种令他担忧的倾向，他会不会因此才决心利用他已经不多的时间，放手发动人民起来造反，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迅速地唤起民众，把反抗压迫的观念、自己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的观念普及到人民之中去，从根本上动摇中国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天经地义的封建思想，在整个社会形成一个以下层平民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呢？我以为，从这一角度来理解**，可能会发现更为深远，更为广阔的意义。”

我感觉他说得有道理，说：“可不可这样认为，**未能对走资派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又给出了一个意义含混‘整’字，是因为他更注重唤起民众觉悟。”

葛利江对他的观点似乎并不十分自信，但却是字句清晰地说：“如果我的论点可以成立，那么，我想应该是这样的，不论**以后的社会将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他给我们留下的这种平民为主导的意识形态都会永远与我们同在。”

“你的意思是说，**并非自信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问题，只是以文革的方式提出了这些问题。”

“正是。从哲学上讲，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快到厂门口的时候，葛利江要找他爸去了，我让他把那本《鲁迅杂文小说选编》借给我，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把书递给了我，分手后，我独自一人走回家去。

中学生红卫兵解散后的失落，对不可知的未来的迷惘，都让我有一种漂浮不定的感觉。于是，想找机会问一下张文彬叔叔，心想或许他能给我一些有意义的启示，但当我路过那个防空洞的时候，只看到一个黑黝黝洞口和一块空荡荡的平坝，才想起自从入秋以来，常常阴雨霏霏，朔风飕飕，那个防空洞前早已没有了乘凉的人们，小小的“龙门阵”也在风雨飘摇之中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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